译论||蒋梦莹 孙会军:符际翻译与后翻译研究视角下的中国当代文学对外传播——从《妻妾成群》到《大红灯笼高高挂》

时间:2019-07-25 来源: 国际新闻

本文转自:外语教学

摘要:在全球化信息时代,意义生成的手段不断革新,传统的书面文字向多模态文本发展,文化交流和知识传递的方式也越来越多元。鉴于此,不少翻译学者试图打破语际翻译的局限,回归到罗曼雅格布森的三大翻译分类,将会话翻译列入研究范畴,大大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纵观当代文学外译史,电影改编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莫言,苏童和余华在国外的走红都离不开张艺谋导演对他们作品的改编。本文以苏童小说《妻妾成群》为例,借用符贸翻译的概念和文化翻译相关理论,探讨小说英译版本与电影改编版本,芭蕾舞剧版本《大红灯笼高高挂》如何通过不同媒介再现小说,让原着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得以延续,获得“后起之生命”,并借此案例探讨埃德温根茨勒所提出的“后翻译研究”理念,考察翻译研究疆域的拓展对中国当代文学对外传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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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今全球化和信息化飞速发展的时代,文化交流和知识传递不再局限于书面文字,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通过图像和视频等方式来获取信息,传递信息,通信翻译无疑顺应了解读时时代和网络化时代的发展趋势。符号翻译采用非文字符号来阐释文字符号,打破了长久以来以文字为中心的翻译活动,将原文本衍生出来的各种媒介形态都纳入翻译研究范畴,强调多模态的互动,增强了知识文化传播的有效性,对中国当代文学对外传播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XX纵观现代和当代文学的历史,电影和文学已经相遇,如早期《红高粱》,已被改编成电影,电影的成功在其出版的英文翻译和海外接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英语和汉语在语言和文化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文本层面为翻译和接受创造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这部电影改编自小说,以视觉形式展现了这些作品的魅力,在国际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作为小说的衍生物,它促进了国外小说的出版和接受。

苏彤的《妻妾成群》(1989)于1991年首次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随后是1993年出版的英国版“大红灯笼大厦”,2001年由张艺谋饰演芭蕾舞《大红灯笼高高挂》,在国际上获得高度赞扬。《妻妾成群》从小说到电影,从电影到英语,到芭蕾,我都经历过多次“翻译”。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被称为“成功传达文学整体意义的翻译”(Cahir2006)。苏童(2016)在采访中提到,张艺谋的改编在他的作品在海外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部电影在某种程度上篡改了我的生活。”因此,《妻妾成群》的各种“翻译”版本对作家,导演以及中国文学文化的国际传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将此作为一个研究案例,借用跨译的概念和相关的文化翻译理论,探索从小说中衍生出的不同艺术形式如何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延续原作的生命,并结合埃德温埃德温根茨勒提出的“翻译后研究”概念进一步探讨了翻译领域在中国当代文学对外交流中的影响。

从语际翻译到跨翻译,“翻译后研究”

早在1959年,罗曼雅各布森就将翻译分为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交叉翻译,但传统翻译研究一直注重语际翻译,侧重于文本层面的双语翻译,翻译间的研究大多局限于视听翻译。近年来,翻译研究学者和符号学者已经开始从事相互转化领域,利用查尔斯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来解释与翻译相关的问题。还有翻译研究学者从跨文化主义的角度考虑适应作为具有转化性质的文化行为,强调适应如何有效地调节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有效促进文化交流( Chan2012)。 Lawrence Venuti(2007)在《改编、翻译、批评》(适应,翻译,批判)中明确指出了翻译与视觉文化之间的关系,认为翻译研究可以更好地促进对电影改编的思考。 Jonathan Evans(2014)认为,电影翻拍也是电影翻译的一种形式,是一种多模式,改编的翻译。无论从符号学,翻译研究还是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来看,全球化时代多元文章适应与语境间翻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学术愿景,研究路径和新挑战。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 translation is “a purely symbolic transformation activity, from one symbolic system (source language) to another (target language)” (Kourdis 2015: 303). In addition to language and text, text conversion of other symbologies is within the scop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Different from the binary relational structure in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from the source language to the translated language), the mode of operation of inter-transformation is the triadic relation (semiosis). The ternary relationship includes a sign, an object, and an interpretant. The explanatory term is “the effect produced by the symbol, usually itself a symbol, which embodies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object” (Stecconi 2009: 260). A sign refers to a symbol that establishes a connection with its object and derives meaning by generating an interpreter. The symbol, object and explanatory item form the ternary relationship in the following figure, and the object is passed to the explanatory item, as shown in Figu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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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tern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symbols, objects, and explanatory items

xx与语际翻译的二元关系结构不同,每个翻译单元可以在翻译中找到同一级别的对等体,如:语音到语音,单词到单词等。解释空间,信息量如果失去了,很难构建一个易于操作的理论概念模型来解释翻译中的逻辑关系。 Jo2o Queiroz和Daniella Aguiar建议将跨翻译视为一种多层次的解释,从不同层面挑选相关特征,然后将其翻译成新材料,正如Haroldo de Campos提出的“翻译”,“翻译翻译多层次”关系系统(Queiroz& Aguiar 2015: 202)。他们根据皮尔斯的符号行为:

提出了两种翻译间翻译

1)符号(符号)是符号来源。翻译符号的对象是源符号的对象,而解释符是符号目标。

2)符号是符号学目标,符号的对象是符号来源,解释者是对解释者的影响(Queiroz& Aguiar2015: 207)。

在这两种模式中,从对象传递到解释项的符号形式对于翻译间过程具有不同的影响。鉴于以下分析,张艺谋强调如何通过选择小说和电影的内在元素来展示他对不同受众的适应性。第二个模型用于分析从小说《妻妾成群》到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到芭蕾《大红灯笼高高挂》。 ]互翻模式。小说《妻妾成群》是由文本符号组成的源符号系统。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是由视听符号组成的目标符号系统。解释项目是一种符号表示,是观众对符号的理解和反应。在随后的芭蕾改编中,电影成为源符号系统,芭蕾成为目标符号系统。这三种艺术形式通过符号行为产生了某种互文关系,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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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三种艺术形式之间的互文关系

Queiroz和Aguiar关于翻译间翻译的思考在某种程度上与着名的翻译学者Lawrence Venuti相吻合。 Venuti(0)(Venuti 2007: 33)认为这种解释对于适应性研究极为重要。他将解释分为正式解释者和主题解释者。前者包含等价关系,例如:自适应。材料与电影之间的结构对等,后者是规范性的规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例如:导演用来吸引特定受众的道德和文化兴趣。 Vinuti的解释提供了一个更清晰的概念工具来分析适配器如何选择源符号的内在元素并向观众呈现目标符号。本文结合Queiroz和Aguiar以及Venuti对翻译间翻译的思考,探讨了从小说《妻妾成群》衍生的各种艺术形式之间的互文关系,并分析了他们在翻译过程中所体现的不同解释。

符号学的翻译思想为翻译的逻辑提供了理论基础,而Gentzler 2016进一步打破了传统翻译研究中强调的“忠实”和“对等”的概念,甚至消除了原创作品。翻译,翻译和改写之间的矛盾和区别,重写翻译的定义。他认为文学,戏剧,电影等各种媒体的文本旅行是翻译研究的对象。它提出它不能与文本翻译之间的双向比较进行比较。有必要以开放和多样化的视角研究原始原文和翻译后的内容。文本对整个翻译活动和文化交流的影响。在翻译后研究理论的指导下,新文化语境中对《妻妾成群》的各种艺术形式的接受应该包含在翻译研究的范围内。

从《妻妾成群》到《大红灯笼高高挂》

三种艺术形式的小说,电影和芭蕾舞剧的互动

《妻妾成群》是苏童于1989年在《收获》杂志上发表的一部中篇小说。它于1991年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在西方得到了高度赞扬,并获得了最佳外语片奖提名。第64届奥斯卡金像奖。随着电影的成功,小说的各种翻译也在国际上流行。英文翻译由着名汉学家迈克尔杜克翻译,于1993年出版,封面设计是电影海报中巩俐的形状。 2001年,张艺谋将芭蕾舞,民间舞蹈和京剧合并,并将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成芭蕾舞,再次在国际舞台上得到认可。张艺谋的电影和芭蕾改编植根于中国文化,但它们可以吸引大量的国际观众,为“文化翻译”研究提供了成功的案例。文化翻译要求译者实现文化翻译本身的复杂性,考虑一系列文化因素,反思自身的文化偏见,不断调整原始语言文化与翻译语言文化。根据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不同的媒体和不同的受众,张艺谋在原作中选择了不同的材料来处理和翻译原创作品的不同艺术形式。在电影改编中,他采取了一种完全“异化”的策略,呈现出具有异域风情的西方观众,甚至遭到一些评论家批评的“自我导向”。在芭蕾改编中,他融合了东西方元素,采取妥协策略,将中国传统文化置于西方现代艺术之中,符合西方观众的期望。

《妻妾成群》背景是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中国。它告诉刚接受教育的女大学生余莲,他父亲自杀后与封建家庭陈夫结婚,最后成为“妻妻团体”的殉道者。在封建父权制的压迫下精神崩溃的故事。 20世纪20年代是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女性意识开始觉醒,女性解放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从女性的角度来看,苏童的原创作品描绘了余连从屈服到觉醒的过程,从一系列封建制约中的觉醒到崩溃。就英文翻译而言,译者仍然非常忠实于原文。序言的第一段指出:“我的主要目的是保留原始文本和所有语言艺术的所有图像和语言特征。为了避免脚注,我添加了一些解释。但绝对没有重述”( Su 1993: 5)。外国书评通常被接受翻译,并且他们认为“翻译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文学性质”(Paton 1994: 634)并且“基本上可读”(Zhang 1994: 187)。译者忠实于原文中的女性观点,将女性的名字翻译成有意义的英文单词,如:莲花,珊瑚,燕子,男性名字只保留拼音。英文翻译试图传达原作的丰富文学本质,让看过这部电影的读者也有机会欣赏小说的魅力。两种艺术形式相辅相成,满足不同受众的审美需求。

这部电影调整了原作。从女性的角度来看,它与小说的封建压迫不同。这部电影从男性角度直接表达了女性对封建父权制的压迫。转换的部分原因是媒体属性不同。这部小说内向。这种语言可以用来描述女性心理意识的变化。这部电影很外向,适合用生动的视觉图像传达主题。在体现封建压迫的同时,小说用精致的笔触描绘了莲花内心的变化,使封建父权制压迫下的女性形象更加饱满,电影的视觉语言难以生动地表达内心。角色的活动。就正式解释而言,电影保留了原有的人物和故事情节;在主题解读方面,电影为了更好的视觉效果,从男性权利的角度来看,被动地将女性转变为镜头。文章。

这部电影改变了故事的场景,用柔美的气氛取代了花园,深深的黑暗干井取代了一个带有阳刚之气的高墙庭院和一个站在屋顶上的阁楼。广场的象征着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削弱了原文的女性视角,但却增强了封建男性压迫的表现。就人物而言,这部电影基本上是对小说的忠实,但它取代了“看”和“被看见”的对象。在电影中,莉莲是有待观察的对象。有很多特写镜头。基本上,他们是僵硬和缓慢的面部表情。它们是在父权制下受到审查和支配的物品。虽然这部电影模糊了老人陈作谦的性格,但他从始至终没有给他一个正面的镜头,但正因为如此,父权制的力量更加无处不在。

这部电影对父权制压迫的表现远不止于此。它还采用了很多“翻译”和“附加翻译”的方法。这部小说只提到了陈佐谦五十岁生日,他点了一盏灯。 “红灯笼”的形象完全是导演自身的创造力,极其强大,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之一。这部电影还改编了燕儿受到惩罚和死亡的情节,增加了怀孕的情节。与小说中吞咽纸的死亡相比,电影中的鹅非常自豪并且不愿意这样做。他们作为妻子在自己的房子里点亮,最后受到惩罚并在冰雪中死去。为了恢复陈作谦的心,在陈氏家族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尤连毫不犹豫地采取了假怀孕策略。最后,事情暴露出来,陈作谦密封了灯光。这些增加的情节反映了女性如何愿意成为父权制意愿的附属物。这部电影展示了一个具有异国情调的封建社会,满足了许多外国观众的独特性。许多评论家认为,张艺谋的电影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观众,正是因为“他们被认为是真正的'国家','中国','东方'”(Lu 1997: 105)。虽然这部电影并没有反映出女性意识的觉醒,但通过相关的形象和色彩,封建仪式,特写镜头等,一个充满封建枷锁的陈甫呼应了小说在不同层面的主题。

The ballet drama adapted in 2001 has different emphasis on the theme, and it tends to express the yearning for free love in the feudal era.《大红灯笼高高挂》This dance show has performed in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and Australia and has received a lot of praise. It is included in《牛津舞蹈词典》(Oxford Dictionary of Dance). The film was filmed in the late 1980s. Zhang Yimou was mainly to criticize the feudal rituals that have long annihilated human desires in China. The era of ballet rehearsal is in the 21st century. China has gradually moved toward modernization. Different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have determined different themes to some extent. Moreover, the film is more of an ordinary audience, ballet is more of an elite audience, and different audiences and expression techniques also determine different adaptation methods.

xx影片作为一种象征,通过小说向观众展示了中国妇女在封建父权制度压迫下的悲惨命运。从电影到芭蕾的互译,电影成为对象,芭蕾成为象征,芭蕾通过电影向观众展示封建制度下的爱情悲剧,表达对舞蹈的禁忌。这部舞剧改编了Feipu和Lilian之间的歌词,简化了电影的情节。它讲述了尤连与陈作谦和前情人约会的婚姻故事。它被第二任妻子发现,向上帝报告,最后嫁给了第二任妻子。执行的场景。为了赢得国际观众,芭蕾舞的音乐结合了中西方元素。部分音乐直接取自京剧。京剧与芭蕾的结合主要保留了服饰和场景设置中的中国传统元素。就正式解释而言,芭蕾舞保留了电影中人物与电影中红灯笼的中心形象之间的关系,但红灯笼在这里没有象征意义,主要是为了装饰视觉效果。就这个话题而言,张艺谋始终发挥自己的优势,以舞台设计和视觉色彩为主题,吸引观众。最令人兴奋的不是舞蹈不是在情节中,而是在导演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视觉呈现。新婚之夜的舞蹈是在一个大纸窗后进行的。陈作谦的力量与余连的形象之间的对比,完美地反映了封建父权制的压迫。舞剧也在电影中播放麻将的场景,中国元素生动地演绎。从小说到电影再到舞蹈,艺术形式之间的“差异”通过内部翻译释放出原作的潜力。张艺谋改编后,大红灯笼已经成为代表中国的文化象征,并在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中脱颖而出。

翻译领域扩张对当代文学对外交流的启示

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大而复杂的问题涉及各种历史和偶然因素,不仅涉及翻译问题,还涉及文学创作和文化交流。虽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并为中国当代作家带来了更多的世界机会,但他不得不承认,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中仍处于非常边缘的地位。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并包含翻译元素。 Gentzler的翻译后研究哲学打破了创作,翻译和传播之间的界限。它不仅将原创作的翻译元素融入到讨论中,而且还侧重于在电影,电视和流行文化中传播的重写文本,并以多种语言检查文本。文化与艺术形式之间的复杂旅程。 Fuxiang翻译从符号学的角度为具体的翻译转换过程提供相关的理论支持。两者的结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跨文化交际中不同环境和不同媒体的文化因素的变异,扩大受众调查的范围,提高交流的有效性。

也许学术界会担心将翻译后理论应用于文学传播会导致观众对原作的“误读”。事实证明,《大红灯笼高高挂》加强了原作中的异域色彩,但这并不妨碍苏童及其作品在国外流行。与周磊(Rey Chow 1995: 202)一样评价张艺谋的电影改编,“如果翻译不忠可以让观众对'中国'感兴趣并更多地了解中国。这种不忠为”中国“赋予了新的生命。是不是不是一种忠诚吗?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文学文本从一个语言转移到另一种语言,从一种语境移植到另一种语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新的生活。翻译“并不打算允许读者理解原文的“意义”或信息;相反,它独立于原始文本,其次是原始的“再生”,为原始文本带来了新的生命“(Munday 2013: 253)。事实上,正是这种误读让我们发现了“文学,文化和不同文化系统机制之间的紧张和进化关系”(Delabastita 1989: 193)。文学传播的中介,如作家,评论家,学者,译者,出版商,导演等,可以通过不同的媒体展示原创作品,并可以通过访谈,翻译和读者逐步建立。 Vinuti的“翻译文化”讲述了他们如何理解和解释原作,为原创作品带来了新的生命,也使读者能够慢慢接近原作并在接受中达到平衡。

后翻译研究理念无限扩大了翻译疆域, 充满革新色彩, 必定会遭致不少质疑, 其具体操作性和解释力也有待进一步验证, 我们应结合中国翻译研究的现状, 采取辩证态度来看待。后翻译理论强调翻译在文化生成和变革中的作用, 认为翻译是革新目标文化的重要方式, 虽然提升了翻译的地位, 但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过于理想化。根茨勒忽视了一个重要前提, 件和语境下才能得以发挥, 并且假定了目标文化对翻译的重视和包容, 尚未考虑到弱势文化通过翻译进入强势文化所存在的阻力。根茨勒新作中的几个案例研究均属于世界经典文学作品, 研究路径并不适用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英译。但基于后翻译理论, 我们可以思考如何从符际翻译出发, 借助不同的媒介形态讲好中国故事, 用更多的方式协调差异, 释放原作潜力, 强调翻译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如: 张艺谋早期的改编电影《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为何能吸引大量国际观众, 而后期的《山楂树之恋》、《归来》、《金陵十三钗》却反响平平, 是和原作本身的创作手法有关, 还是符际翻译中存在某些问题, 抑或是因为接受的文化语境发生了变化, 等等。我们如何借助符际翻译这一机制通过音频、影视、杂志、图册等媒介形态更好地促进当代文学的对外传播, 如何从后翻译理论出发研究这些媒介形态在目标文化中所塑造的形象, 这些都是翻译学者可以探讨的问题。

结 语

xxxx张艺谋的电影和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成功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观众,并帮助苏童在海外建立了很高的文学声誉。苏童的英文书评强调他是《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原作者。从跨音译的角度来看,张艺谋在封建制度下运用电影和舞蹈剧作为象征,重男轻女的压迫和女性的爱情自由。电影丰富的异域色彩和舞蹈剧中西融合的元素反映了不同的文化翻译尺度。 “真正的文化翻译要求我们跨越东西方之间的二元对立,原始与翻译,看似无穷无尽但实际上过于简单”(Chow 1995: 195),寻求在符号,物体和观众之间取得平衡。《大红灯笼高高挂》引起了西方观众对中国的兴趣,促进了小说的国际流通。虽然在是否展示中国的真实形象方面存在争议,但它在文化传播方面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在整个文化系统中,文学系统和电影系统通过电影和电视改编密不可分。莫言的《红高粱》,苏童的《妻妾成群》和李碧华的《霸王别姬》都被视为“因电影的成功而受欢迎的国际小说”(Cahir 2006)。许多文学翻译的封面都使用电影海报,如:《妻妾成群》,《山楂树之恋》,《金陵十三钗》和《色戒》,它们显示了电影对文学翻译的影响,特别是《色戒》性。电影于2007年上映后,美国书店里充满了张爱玲的原创小说。 Anchor Publishing于当年9月出版了该小说的英文译本。万神殿出版于9月出版《色戒:故事、剧本和电影制作》(欲望,警告:故事,剧本和电影制作),企鹅出版了12月的小说集《色戒和其它故事集》(欲望,警告:和其他故事)(Balcom 2008) 。反过来,文学翻译将进一步影响电影制作。继《狼图腾》最畅销的英文翻译后,《狼图腾》电影也于2015年发布,收到了很大的回应。除了电影改编外,其他艺术形式,如戏剧,地图集,广播剧和舞蹈剧,也可以促进海外文学作品的传播。各种艺术形式的改编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再生”。在翻译和翻译后研究的指导下,翻译学者可以加深文学,电影和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差异和互文性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不同媒体和不同社会中作品的各种因素。文化语境中的诠释,转换和影响反映了文本的丰富内涵和不同被接受语境的独特性,为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更丰富,更详细的参考。

有关注释和参考资料,请参阅《外语教学》纸质期刊,或访问中国知识网的全文。

作者小川

蒋梦莹,博士,维多利亚大学文学翻译,新西兰惠灵顿,研究方向:文学翻译研究,翻译和性别研究。

孙慧君,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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