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朴方的非常人生

作者:王志 邓朴方 点击次数:2798
出处:《传记文学》 上传日期: (2007-7-3 8:45:44)

  邓朴方,1944年出生,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68年受迫害致残,1984年起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理事长,1988年起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团主席,执行理事会理事长,1993年起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中共第十五、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

  2004年12月3日,全世界5亿多残疾人朋友文迎来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节日,国际残疾人日。作为我国6000万残疾人中的—个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以及他所领导的中国残联都迎来了吏多关注的目光。从1988年成立以来,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一直致力于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为残疾人服务,而作为我国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这个名字更是和中国的残疾人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他有着一个特殊的家庭,却始终过着朴素的生活。他遭受过不人道的待遇,却致力于弘扬人道主义思想。他是我国6000万残疾人中的一个,也是我国残疾人事业的开拓者和领路人

  王志:您这个名字很有来历,我们想跟您自己证实一下,是刘伯承取的吗?

  邓朴方:是的。

  王志:您的名字怎么会让他去取呢?

  邓朴方:那当然,那时候在四川重庆,要上学,该取个学名了,刘邓俩人多亲热,那个时候我们两家都在一起,住在一起,孩子都在一起玩,然后父亲就请他来取。

  王志:您父亲自己可以取。

  邓朴方:刘帅的学问多好啊,他多尊重刘帅啊,他们那种亲密关系,我们真是眼睛看得到的。因为我小名叫胖胖,胖子,p是我那个“胖”宇的元音。ang是“胖”字的辅音,所以刘帅就用元音取了个“朴”字,用辅音取了个“方”字,他亲自查的字典找的,然后“朴方”两个宇就是朴素、方正,这个对我影响很大。

  王志:您说这个名字对您有什么影响?

  邓朴方:我觉得朴素方正,我这一辈子好像都这么做过来了。

  今年60岁的邓朴方出生在战争年代,幼小的他随着父亲转战迁徙,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举家迁往北京。正像刘伯承元帅所给他取的名字一样,凰然父亲是国家领导人。邓朴方仍然像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样过着朴素的生活 邓朴方:我上八一小学,那个时候学生里面也有一种不好的风气,比爸爸,谁爸爸官大,都是军人子弟嘛,谁的爸爸是团长,谁的爸爸是司令。谁的爸爸是将军,说你爸爸是什么,我爸爸不知道是什么,什么都不是,觉得好像我们比别人低一等似的。小时候很糊涂,我小时候。

  王志:是不是您爸爸妈妈有交代,不要到外边说这些?

  邓朴方:没有,他没有讲过他自已是什么宫,妈妈也不给我讲父亲任的什么职位,从来没有这个概念,我们也从来没问过,直到五年级了,11岁了,才有人悄悄告诉我,你爸爸是财政部长,我说是吗?那个时候我父亲兼过一段财政部长。我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骑自行车,自行车坏了,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我就找我们班主任去借钱去,买公共汽车票,后来我们的班主任跟我说,当时他觉得很奇怪,怎么总书记的儿子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

  王志:好像您上中学以后好长一段时间你们同学,包括老师都不知道您是邓小平的儿子?

  邓朴方:是这样,我在十三中上学,我在那儿待了六年,都到高二了,我们团干部里面说团活动是不是要请我父亲题个词什么的,后来我们团委书记交代给另外一个团委委员,说你去找邓朴方说去,他父亲是总书记,那个同学说,啊,他是总书记的儿子,我们都同学五六年了,他还不知道我的父亲是总书记,那个时候没想到,不觉得这是个事,你和别人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优越的,没有任何东西。我从小时候一直到年轻的时候,都是和一般的平民子弟在一块共同生活,一块交往,一块玩儿,一块学习,没有隔阂,多好啊。

  王志:但是那个时候也想象不到会有以后的这些曲折?

  邓朴方:那当然了,那个时候是理想的社会,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你像那个时候我考大学的时候,我考的是技术物理系,那个时候的核物理系,那个时候想的就是考了学校以后到深山里面去工作,考的系就是这样的。

  王志:真是这样想?

  邓朴方:当然,你以为妮,真革命,这革命可是真的。 然而,邓朴方的革命理想并没有按照他的想法进行下去,1966年,也就是邓朴方上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很快,父亲邓小平成为斗争核心,邓朴方以及姐姐邓林租妹妹邓楠都在各启的学校受到了批判和管制。由于邓朴方是邓小平的长子,所以造反派就把工作重点放在了邓朴方身上,对他进行残酷的迫害。1968年8月,不堪忍受虐待和凌辱的邓朴方选择了跳楼自杀。对那段梦魇般的往事,邓朴方一直不愿回忆

  王志:找你们的目的就是想通过你们揭发您父亲的事。

  邓朴方:当时是,就是这

  王志:揭发了吗?

  邓朴方;你想想,我们父亲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揭。发的,你说他有什么事情?没什么事情。不可能,就想找茬也找不出来乙包括我自己也有点什么,他们文捕风捉影抓住我,说我攻击江青,他们也搞到点材料,就是想把你打成反革命。

  王志:攻击江青这事有吗?

  邓朴方:也有吧,有吧,不过就是,我也不是攻击,就是说江青在北大那个大操场上讲话,讲得很不像样子,我在底下说了、一句,看你猖狂到什么肘候?被人听到了。

  王志:最后是什么样的压力情况下,会让你感觉到?

  邓朴方:大概是经过长时间的审问,我自己感觉到,自己一个不愿意说假话,真话也不能说,感到很困难,又要希望自己是有人格的,失去这种人格了,最主要是,如果是作为反革命,将来是没有希望的,没有前途的。我自己本身又是很好强的,说老实话,我自己也很革命,当你非常意识到自己是很强烈的一个革命者,被当作反革命,你处处被作为反革命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不能忍受的,所以一旦听到他们开始称呼我反革命,我就想我到头了,该结束了。

  王志:您开始采取这个极端的行动的时候,肯定是抱着一个必死的想法。

  邓朴方:对,是,是的。我那时候自己觉得自己就已经想清楚了,已经到头了,无论是你的革命生涯你的反革命生涯都到头了,就是这种感觉,略已经绝了,现在想来当时还年轻,不是很够有弹性,当时的想法就是已经到头了。

  王志:受伤以后被送到哪 儿?

  邓朴方:受伤以后开始被送到北医三院,北医三院住了一段时间以后,没有做手术,后来就送到北京大学校医院。

  王志:为什么没有手术呢?

  邓朴方:当时像我们这样的反革命,当然是不可能给你做手术的。
  
  王志:有意识吗自己?

  邓朴方:醒来的时候,摔伤以后大概醒了一下子后来就又昏过去了,再醒过来就已经在医院里头。

  王志:什么时候得到治疗的?

  邓朴方:基本上就是躺着,没有做治疗。

  王志:就干躺着?

  邓朴方:对。

  王志:最后苏醒过来以后,是什么样的时候才感觉到我要活下去呢?

  邓朴方:没有,苏醒过来以后我的心如死灰,生和死已经无所谓了,心如死灰。

  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邓朴方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造成了无可挽回的高位截瘫。受伤半年之后,造反派彻底放弃了对他的治疗,把他送到了北京郊外的清河福利院。此时,邓小平夫妇已被下放到江西,对于邓朴方来说,这是最难熬的一段时光

  王志:有人照顾你吗?

  邓朴方:那就是一个大屋子,12个人,照顾我们的就是同屋的80多岁的一个老头和一个十七八岁一个傻孩子,他们两个在这屋里面能走动。

  王志:生活呢?

  邓朴方:生活谈不上,一去以后就给你发一身棉衣、棉裤,就是光着身子穿这些棉衣棉裤。

  王志:光着身子穿?

  邓朴方:对。平常除了吃饭什么的,就是做做手工,当时福利院有加工纸篓,过去的纸篓是铁丝编的,编的纸篓叫作编筐。然后编一个筐子四面的帮是3分钱,编一个底是1分钱;就一个一个拿手工来编,做些手工挣点钱。

  王志:您会做这个吗?

  邓朴方:我做什么都还可以啊’,我只要学两下我立刻就是高手了,我编得快,又快又好。一个月挣几块钱,然后就去小镇子上跟几个人一块摇着车子;喝个酒,来两个花生米夹着,就这么过。

  王志:您自已有没有采取什么行动?这几个月?

  邓朴方:后来我说病还是要治治,后来我就摇车子从清河,一个手摇车,然后就摇,从清河摇到中南海,我记得摇了很长时间;那时候天已经比较热了,那是5月份还是什么时候,天很热,我就穿着棉袄,那时候大家都换衣服了,但是我没有普通的衣服,我就穿着棉秩,就这么摇车,从清河一直摇到中南海。
  
  王志:现在开车大约可能需要1个小时。

  邓朴方:我不知道多少公里了,反正摇了很长时间,记得有一个坡,我摇不上去,后来路边有个人,看见了,帮我推了几把,才把那坡拱上去。那时候摇到中南海西门,走到西门的时候,我就同门卫说,我要见一见领导,一个战士就让我靠边站,就把我放到西门斜对面的马路边上,马路西边远远的,我就在那儿等了好长时间,西门是过去我每天上学都进出的地方,最熟悉的地方,当时就在那儿等着,等着又过了很长时间,他们有人说给你再换个地方,把我拉到一个地方,然后用吉普车把我和三轮车一块抬上去,拉回救济院了,我也做过上访的,这也算上访的。

  1971年6月,经过父亲邓小平的多次争取,中央最后同意把邓朴方送到江西。

在江西的这段日子,邓朴方感受到了邓小平深沉的父爱

  王志:这个时候已经跟父母几年没见面了?

  邓朴方:我们大概从1967年出来以后就没看到父亲了,到1970年,三四年吧。

  王志:三四年没见面,分手的时候您是家里的长子,很健全的人,这个时候再见到您的时候是这样,父亲没有说什么?, 邓朴方:设有说什么,他没说什么,我也没说什么,就是眼睛看我,无言相对。我说了,相顾无言,惟有泪于行,我就不记得当时是流泪的,但是心里面的泪是在流,也许淌的是泪,也许淌的是血。

  王志:在您身上发生这种悲剧,您父亲,父母心里应该是非常难过的,您能看得出来父亲难过吗?
  
  邓朴方:看不出来;难过是一定的,但他不会表现出来,不会这样表现出来。

  王志: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他没能照顾自己的孩子。

  邓朴方:但是他自己从来不说这事情的,家里一直到“文革”以后他也从来不说这些事情,当然我们知道,从我自己感觉的话,我自己觉得我这一生也没有对不起任何人,没有做过对不起其他人的事情,我毕竟有自信的,但是我惟一对不起的就是父亲和母亲。

  王志:怎么讲呢?

  邓朴方:因为我自己的行为造成了父亲母亲的痛苦,我觉得非常对不起他们,他们是精心培养我、教育我、爱护我,而我呢?却给他们这么大痛苦。作为我来说,我是非常内疚的,我一直觉得我对不起他们。

  王志:但是您的命运是跟他们的政治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邓朴方:当然大家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我弟弟妹妹不是也联系在一起的吗?但是我给我父亲造成的痛苦是最大的。

  王志:您一直自责?

  邓朴方:是的,一直是这样想的。在那后来,90年代了,我跟张百发接触的过程中,他给我讲过一段事情,他跟我讲,那时候80年代初期的时候,前三门建了那一排宿舍楼,修了一条路很漂亮,当时父亲去看,看了以后父亲就跟他们说,你们说房子将来可不可以作为商品?我看将来会作为一个商品,如果将来卖房子的话,我要给我大儿子买一套,他是因为我而受伤的,其他的孩子我就不管了。我听了张百发那个话以后,我觉得实在是父亲的这一片心意,他内心的这种痛苦他从来没有表达过,也没有说,但是在这件事情看出他自己内心的一种伤痕,他的这种伤痕越深,我的伤痕也就越深。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朴方的党籍和工作都得以恢复。因为曾经在国外接受治疗,所以,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医疗和康复体系,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1983年,病床上的邓朴方和他的病友向全国政协和人大呼吁,提出建立中国伤残人康复研究中心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提案,并最终获得通过。

中国的残疾人事业开始走向正轨

  王志: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做残疾人工作?

  邓朴方:开始也没想到要做残疾人工作,开始就是和几个病友商量,国外有那些康复中心,像我们这样的病人需要康复,需要在中国建个康复中心,建个康复中心就要筹钱,国家的钱不够,需要另外在外面再筹一点钱,建立一个基金会,没想到要做大事,就想自己建一个康复中心,让中国人能有一个康复的机会。没想到基金会一经成立起来,大量的来信来访,接触到残疾人的就业问题,上学的问题,特别突出的是上学的问题,待遇的问题,受人欺凌、侮辱、歧视,各种不公平的现象都来了,你看到了又不能不管,你需要做事,一步步一步步做下来,我说我做残疾人工作是被拉下水的,不是我一开始就设计好的。

  王志:您征求过您父亲的意见吗?

  邓朴方:我开始做康复中心的时候,我跟他们说了,我母亲同意,我母亲还帮忙呢,她还专门打电话给崔乃夫,当时的民政部长,说我这个儿子希望做这个事情,希望民政部长帮助我。

  王志:当然您现在做得很好,也做得很大,怎么一步一步做大的?

  邓朴方:一点点做,踏踏实实做,不能来一点儿虚的。什么时候老是看到危机,而不是看到你有多少成绩,这十几年来,20年来都是这样的,老看到我处在什么位置上,哪个地方是不利的,哪个地方是有问题的,我一直都看我的基金会有什么问题,我的残联有什么问题,大问题有没有,方向上的,体制上的,基本的缺点是什么,往明p个方向走,再看小问题有没有。所以,从一开始“人道廉洁”是我们的职业道德,一开始就是这样的,1984年的时候,“人道廉洁”的口号就提出来了。到1984年的时候,提出来“人道主义一定要在中国实行”那也是当时的胆子比较大,正在批判人道主义的时候,我提出来这个事情。

  王志:您当时为什么想到提这个口号?

  邓朴方:我说人道主义在中国是少了还是多了,中国长期是一个封建社会,人道主义少了,既然人道主义少了,不是多了,为什么老要批判它呢。人道主义是指的资本主义在对抗封建主义所产生出的一种先进思想,先进阶级对抗落后阶级的一个先进的武器,先进的思想。为什么我们现在中国封建残余这么多,我们不能用人道主义?而且文化革命中我们非人道的现象还少吗?我都这样了,你还说你不能讲人道主义吗?
  
  伴随着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发展日趋良好,1988年,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成立,其宗旨是弘扬人道主义,发展残疾人事业,保障残疾人的人权,使残疾人以平等的地位、均等的机会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物质文化成果。中国的6000万残疾人终于有了自己的统一组织,而邓朴方在其中担任主席团主席和党组书记。为了给残疾人筹集更多的资金,国务院还批准成立了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等经营机构,然而,这种做法在给残疾人募集资金的同时,也给邓朴方本人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王志:最难的是哪一段?

  邓朴方:刚开始推动起来确实比较艰难,一个人道主义突破,那是比较艰难的一个时刻,但是那时候也是最红火的时候。我们到后来的时候,1988年的时候,就说我是全国最大的贪污犯,1989年动乱的时候说我是全国最大的贪污犯,我在国外的个人存款达到300多亿美金。

  王志:有吗?

  邓朴方:我后来开过记者招待会,我说你们谁去把这300多亿我的存款找出来,我只要留1%就够了,其他我都捐献给国家。

  王志:但是那个时候康华公司的生意,确实在大家的印象中间很红火。

  邓朴方:那就是历史上撞到那儿,本来是你既然要办事业,你又没有钱,后来就办了公司,办公司当时也是很普通的事情,很正常的事情,后来我就发现办公司有很多牵扯、纠缠,后来我就把这个公司,我说交出去,我专心,一心一意来做残疾人工作,把公司交给国务院。

  王志:并不是因为舆论的压力?
  
  邓朴方:没有,那是在后来了,虽然康华公司我已经交出去了,不是我邓朴方在办了,但是名声都落在我头上了,所以一下子,正好当时又是矛盾比较尖锐,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社会矛盾,寻租行为,各种各样的,一下子矛盾就集中起来,造成了大家对我的这种误会。”。

  王志:您怎么看待这些误会?

  邓朴方:我当然开始稍微有一点急躁,很急,我说哪能这样,我犯什么错了,我犯什么罪了,怎么老百姓这么对待我,怎么人们这么对待我,后来我想通了,这个事也不过如此的。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能变得了吗?

  王志:这些委屈,这些误解跟父亲交流吗?

  邓朴方:没有,但是我知道他一定不希望发生这种误解的,所以我就一直在避免因为我们的行动而使他遭到困难,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做子女的一个责任,因为他太重要了,我们在做什么都是小事情。

  在邓朴方的领导下,中国的残疾人事业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王志:可能捉到您那就肯定离不开您父亲的背景。

  邓朴方:事情就是这样,承认这个背景,你不能说我做事情都是自己做的,没有父亲这个背景,起码有一点最简单,我要去见某个领导人,人家肯见吗?所以这个咱们得承认。但做事真正要做好,要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做,这个只能是给你一个背景,给你一个条件,给你一个便利,但你用不好还是做不成事。

  王志:就在这种情况下,像有您父亲这样一个背景就是一个很矛盾的,可能您没这个背景您做不成事,但是可能您没用这个背景做成的事,人家可能也认为跟这个有关系。

  邓朴方:这个事情不怕,不怕,人们考虑这些点都是从个人私心的角度出发,我怎么怎么着了,人家会怎么认为我有没有什么背景,或者怎么怎么样议论纷纷,不重要,小事情,大事情是这个事你做了没有,大事情是残疾人得到好处没有,至于人家怎么认为你是不是有父亲的背景,你没这个背景,我从来不在这个问题上动脑筋,也从来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也从来不去想这些事情,想这些问题干什么,没有用,无非是证得一个我怎么怎么样了,你证得一个我怎么怎么样,有意思吗,没意思,这么点小事,这么点私事你还去动脑筋来、动脑筋去的话,你还能做事吗?

  王志:有了这样的背景,我,就相信您说过,您说您现在做的工作,做了父亲希望做的事情。

  邓朴方:作为父亲来说;他也并不是希望我们一定要做大事,我们有事做,能够正正当当的活着,能够堂堂正正的做事,正正当当的做人,就很好了?他还觉得甚至是我们太出名了不好,要我们夹紧尾巴,他不希望我们有太多的风头在这儿,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夹紧尾巴,你们要采访,我们老拒绝,你们对我们有意见,但是我们习惯了,真正要做事要踏踏实实做·,做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光做人家看得到的东西,就用心不正了。
  
  由于对残疾人事业的突出贡献,邓朴方本人获得了一系列的国际奖项。2003年12月10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颁奖仪式上,邓朴方被授予当年的“联合国人权奖”,他成为获得此奖的第一位中国人,也是世界上第一位获得此奖的残疾人

  王志:去年底您得了联合国的人权奖,不知道您自己是怎么看的?
  
  邓朴方:很淡,很淡,人权奖是好事,但是你要说那么了不得,也不一定,大家都很高兴,我也算高兴,但是我不是那么兴奋,也不是那么激动。-我觉得人权奖只不过是两个标志,一个标志就是中国的残疾人事业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了;第二个标志,标志国际社会更加重视残疾人领域。对国家来说是好事情,中国的人权得到国际上承认怎么不好?好啊,对个人来说,不过如此而已,不是不要名声,是不要去刻意去求名,刻意求名就落了下场。在这个问题上看淡点,随便点自己也放松,也给别人一种松弛感,多好呢?

  王志:但是事实上没有邓朴方就没有残联?

  邓朴方:那也不能这么说,没有我;也会有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可能进程会有不同,地球离了谁不转呢,我觉得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大环节中的一个局部,不讲这个,你再三头六臂,再人道主义。你再拼命也是不会有结果的。如果没有这个大的背景,老觉得自己做什么了,岂不可笑。

  王志:您自己对这个工作或者您对这个事业有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

  邓朴方:人总是要死的呀,像我这个身体,现在虽然看着不像要死的样子,但是你总会要死的,总会要过去吧,我就是后十年,基本上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考虑一个没有邓朴方的中国残疾人事业。

  王志:现在离这一步述有多远呢?
  
  邓朴方:基本上已经快完成了,原来中残联主席、党组书记、理事长都是我,我一个个往外交,现在交得只剩一个主席了,既然不死就撑着吧。但是我一定要把责任,把人员培养起来;创造一个没有邓朴方的中国残疾人事业。这才算最后完成任务,否则的话,不算数。(本文由中央电视台[面对 面]新闻栏目组供稿) (200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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