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朴方的经历与情怀

作者:石翔 点击次数:7815
出处:《中国高干子女沉浮录》 上传日期: (1996)

  早在数千年前,古代中国的一位哲学家曾经这样说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邓朴方的一生可以说是这一哲理的生动写照。

  他出生于名门望族,年轻时又受过良好的教育,论理他应该有辉煌而远大的前程,但不幸的是,他的家庭背景又使他蒙受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被迫害致残,这对他本人来说当然是一个悲剧,但正是由于他加入了中国残疾人队伍,这才使残疾人保障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我们虽然不相信“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论,但人世间一些事情发展变迁仍然使人不由得为之咋舌。

  提起邓朴方这个名字,中国广大读者也许并不感到陌生。由于他那不平凡的经历以及显赫的家庭,人们总是给他的言行蒙上太多的神秘色彩。但是,如果撩开这层神秘的面纱,直接走进邓扑方的世界,那里的情景又该是怎样呢?

少年时代的风风雨雨

  邓朴方的一生注定要在风雨中度过。1943年,当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正经历一场伟大的抗日战争,当时,邓小平刚刚和彭德怀、刘伯承等人一起指挥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并回到延安就任总政治部主任,在这个时候,邓朴方来到了这个兵马喧嚣的人世,少年时代的邓朴方虽然投有置身于血与火的战场,但父辈们执著的追求还是给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50年代初期,邓小平奉调进京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邓朴方也随父进京,并在北京市第十三中学就读。在当时,共产党干部并没有任何优待。邓朴方本人也显得极为平常,他经常留个小平头,穿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大褂,骑一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如果不是他成绩出众,而且本人人缘又好的话,他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   

  60年代初期,中国正进入历史上有名的三年困难时期,在当时面临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发展核武器,走富国强兵之路成了中共决策层的共识。和当时的一些有志青年一样,邓朴方也对核武器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962年,他终于如愿以偿,考入了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随后不久,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四年大学时期,邓朴方依然没有改变其平民色彩,他再次把那辆自行车带进了大学校园。平时自己不骑时就借给同学使用,偶尔被别人弄坏,他也从无怨言。经过他自己修修补补,马上又被派上用场。

  学生时代的邓朴方的为人十分朴实、宽厚,凡与他相识或共事的人都处得十分融洽,在他们班上,同学们总是亲切地叫他“邓胖子”。

  “邓胖子”总改不了他的菩萨心肠,当别人有什么困难时,他总是要想方设法帮忙解决。有一次,一位同学的老乡来到邓朴方他们宿舍,在路上不慎将钱包丢失,连回程车票也买不起,只好来找这位同学帮忙。但这位同学家境也十分困难,一时拿不出钱,他们正在为此事儿犯愁。这个时候,“邓胖子”回来了,他得知此事后二话没说便骑着自行车往回赶。最后,他从家里拿来30元钱,总算帮这位同学解了燃眉之急。

文革中的不幸遭遇

  “文革”刚刚开始的一段时期,邓朴方也和广大热血青年一样,怀着对伟大领袖的热爱以及虔诚的革命热情,全心全意投入了这场政治大动乱,并担任了北大物理系“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但是,在这个时候,邓朴方也没有改变其喜欢独立思考的习惯,而当他开始认真反思自己的行动,他便注定要被这个火热的时代所抛弃。

  1966年8月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印发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将斗争矛头直指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此后,全国各地又相继出现了以批判“刘邓路线”为核心内容的大批判运动。北京大学作为“文革”的重要发源地,自然也成了运动的中心地区之一。邓朴方本人也没有逃脱这场运动的冲击,而且惨无人道的斗争还给他留下了终身不愈的创伤。

  1968年9月,北京大学的一些红卫兵在聂元梓的唆使下,将邓朴方关进了一间有辐射性污染的实验室,并堵死了实验室的出口。邓朴方很快便意识到不能在实验室继续呆下去,于是准备从窗户爬出去。但是,由于不慎失手,致使身体从窗户上摔下去,由于邓朴方的特殊身分,当时人们早巳对他敬而远之,所以在这次受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竟然无人帮助送医院救治,最后幸亏遇到了工人师傅王凤梧,并将他送往医院,这才挽救了他的生命。

  1969年,林彪发布了“一号命’令”,并假借中苏局势紧张为名,宣布在首都北京实行“战备疏散”,命令将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遣送到河南、江西等地。当时邓家只剩下邓小平、卓琳及邓小平的继母夏培根三位老人。

  他们在接到命令后不得不在稍事收拾之后,于10月20日飞抵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而在这段时期,邓朴方还住在北京郊区的清河社会救济院,为了了解家人的生活情况,有一天,邓朴方只身摇着自己的轮椅回到了中南海,但是,物是人非,他眼睁睁地看着人群从中南海流过,但他却无法回到自己十分熟悉的地方。就这样,他带着满腹的遗憾回到清河社会救济院。

  在清河社会救济院,邓朴方度过了两年多艰难而又孤独的生活。这所救济院条件十分艰苦,每个房间要住11个病人,房内没有暖气,床上被褥十分单薄,基本生活也没有保障。在那段时期,邓朴方每天都要参加劳动,即利用铁丝编织字纸篓,并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对一个下肢全部瘫痪的病人来说,这种差事是十分艰难的。

医治创伤

  邓小平到江西后,心里依然牵挂着数千里以外的儿女们,特别是他得知邓朴-方被迫害致残的消息时更是心急如焚。1971年,根据邓小平夫妇的反复申请,中共中央叻、公厅终于批准邓朴方到江西与父母一起生活,到江西以后,邓朴方的生活·已经不能自理,照料其衣食住行的任务就全部落到邓小平的身上。每天上班回来,邓小平都要去看看、儿子,晚饭·以后还要帮他洗澡,天天如此,从不间断,但是,由于邓朴方的病情并没有痊愈,因此,如何医治这一创伤仍然使他们一家深感忧虑。

  1972年4月,经邓小平和其他人的反复要求,中共中央终于同意邓朴方回京治病。在邓榕的陪同下,邓朴方又回到了阔别三年的北京城,并住进了全国闻名的解放军301医院。

  1974年,在著名医学专家钱信忠的主持下,上海骨科专家和 301医院的专家对邓朴方进行会诊,并进行了一次诊断手术。医生的诊断结果表明,邓朴方的胸部及腰椎骨折非常严重,胸骨从12节到“节之间的脊髓纤维已经坏死。医生们说,如果在6年前能及时抢救,应该能阻止病情的蔓延。由于错过了有利时机,才使病情进一步恶化。

  1978年,随着中央为邓小平恢复名誉和工作,邓朴方也开始获得人生的自由,于是如何医治创伤又一次提上了议事日程。 当时有人与美国骨科协会会长马昆先生取得了联系,并请他亲自引 301,医院来看望邓朴方,由于当时中国国内医疗条件较差,于是马昆先生提出让邓朴方到欧美等地治疗的建议。但是,赴美国治疗又谈何容易!人们都知道,在西方医药费贵得惊人。给邓朴方做这样的手术,光开刀费至少也得25万美元。如果加上住院费和其它杂费,总共要花费50多万美元。邓小平虽然贵为中国领导人,但凭他的工资收入,要支付这笔费用也是力不从心,马昆先生回到美国后,曾为邓朴方的伤事四处奔走,但由于耗资甚巨,无人表示愿意接受。

  当时世界著名的脊椎外科专家阿姆斯特朗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向邓朴方伸出援助之手。他表示愿意亲自为邓朴方动手术,而不收手术费。另外.他还成功地游说加拿大政府为这次手术支付全部费用,就这样,1980年邓朴方来到了加拿大首都渥太华。

  在加拿大,阿姆斯特朗大夫一共为邓朴方做了两次手术。第一次手术是在胸椎第六节到腰椎第五节之间钉上两根30多厘米的钢棍,棍上有爪形钩子,用以固定这一区间松动的椎骨。一个星期以后,阿姆斯特朗大夫又给他做了第二次手术,这次手术主要是打开胸腔和腹部,截了根小骨头放进极有可能脱位的第二节和第三节之间,然后固定在一块钢板上,以使整个胸腔能有支撑身体的力量。

  两次手术共花了近半年时间,为了节省开支,1981年,邓朴方在伤病尚未痊愈的情况下便回到了中国。

创建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邓朴方的加拿大之行,不仅阻止了病情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使他大开眼界。加拿大先进的医疗康复设备使他惊叹不已,回国之后,他便决心要在中国创建一个世界一流的康复中心。

  1983年3月,邓朴方会同王鲁光等人一起去拜会了民政部长崔乃夫以及卫生部长崔月犁,初步提出了在中国筹建康复中心的构想。两位部长当即同意了他们的构思,但考虑到经费来源问题,他们建议创办一个基金会。

  此后,邓朴方和王鲁光等人又紧锣密鼓地进行了基金会的筹备工作。1983年10月,国务院终于批准成立中国肢体伤残康复中心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并拨款2600万人民币创办康复中心。1984年3月15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了成立大会,王震担任基金会名誉理事长,邓朴方和王鲁光则担任了正副理事长。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创建伊始便面临诸多困难,首先是人才奇缺严重影响了工作的开展。为了网罗天下英才,邓朴方真是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在这方面的苦与乐只有他自己才心知肚明,例如,基金会创办的《三月风》杂志最初因为缺乏能干的编辑人员,质量较差。当他得知《中国教育报》文艺部主任郭建模是一位精干内行的专门人才时,便多次找教育部副部长彭佩云软缠硬磨,最后才如愿以偿。

  人们总以为,以邓朴方的身分,在中国办事情应该畅通无阻,其实并非如此,例如当初中国残联为争夺俞正声所历尽的坎坎坷坷便是最好的注脚。

  俞正声当时是电子工业部颇受重视的专业技术人才,他曾多次主持重大科研项目,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最初邓朴方找到俞正声的时候,俞本人也不大情愿,因为他极为热爱自己的专业工作,所以便十分干脆地回绝丁。但邓朴方并不灰心,他一直不停地给俞打电话,最后,俞正声被“逼”无奈,只好说“如果部里同意,我就来。”他心里明白,像他这样的人才,部里绝对不会轻易放走。果然当俞正声向部里提出这一要求时,马上便遭到了部长们的拒绝。他们说,部党组正在考虑提拔他为计划司副司长,这种时候无论如何不能走人。但是,没有想到第二天,部长的态度出现剧变,他通知俞正声:“你还是去帮他吧!”原来,就在部长当天赶回家时,邓朴方早已扶着他的轮椅在部长门口恭候多时。部长看到邓朴方坚定而诚恳的态度,他不由得为之感动,于是他破例同意了邓朴方的请求。

  然而,物色专业人才只是其事业开始的第一步,现在邓朴方所面临的问题是,要在中国实现其庞大的社会救济计划,就必须筹措到一笔巨额资金,但如何筹措这笔资金便成了他们面临的最大难题。为此,他们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募捐活动,在这方面至今依然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募捐活动得到了各级人民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首都钢铁公司、中国石化总公司、中央电视台和全国工商联等单位的捐款都在50万元人民币以上。各种个人捐款也十分踊跃,捐款人包括各级领导、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解放军战士。另外,许多国际友人以及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也纷纷慷慨解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中国残疾人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这个时候,邓朴方作为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主要负责人,更是整天为残疾人事业东奔西走,呕心沥血。这些年来,他每天工作都在l0小时以上,他所乘坐的轮椅经常出现在机关、事业团体及残疾人家庭。另外,他还拖着残疾之躯,往来奔波于全国20多个省市,每到一地,他都要向当地于部和群众宣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残疾朋友促膝谈心,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鼓励他们自强自立。

  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邓朴方和他的同事们终于对中国残疾人的现状、残疾人事业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位置、发展目标、中国残疾人事业的特色、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残疾人工作体系、组织功能等问题有了初步认识。另外,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还在推动残疾人立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90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终于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为残疾人保障事业取得了法律保证。 提出新的人道主义理论   

  邓朴方的加拿大之行不仅看到了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医疗设备,而且也看到西方社会对残疾人保障事业的一些积极方面,如较为完善的医疗保健系统、无障碍通道及社会上对残疾人的理解和尊重。因此,他回国后,除了创建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之外,也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理论。

  长期以来,人道主义被看作是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被理论界视为禁区。人们不得越雷池一步,要在理论上作出新的突破,就须解除这种思想禁锢。1986年3月7日,邓朴方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首先提到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问题。随后不久,在一次内部座谈会上,邓朴方又一次提到了这一理论。他指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应该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思想之一,以前由于我们对人道主义的:不正常批判,在国际上和我们的工作中都造成了许多不好的影响。他还说,中国残疾人的事业就是人道主义事业,应该明确地继承西方人道主义的合理部分。

  1986年11月7日,邓朴方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残疾人事业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文章,更为详细地阐述了他的人道主义理论。他指出,“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来的,用以反对封建阶级的思想武器,它是伴随着人类进步而产生的进步东西,我们应当继承”。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指出,作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集中体现,我们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要强调和睦团结和相互友爱,尊重每一千人的人洛及其工作和生活的权利。这里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

  从以上言论中可以看出,邓朴方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理论精髓便是对人、尤其是残疾…)理解和尊重,使社会上每个人都能平等参与社会发展,这一思想也成了日后中国残疾人事业的指导方针之一。

走向新的起点

  中国残疾人福利丛金会成立以后虽然已为残疾人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组织也开始不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需要。一是体制不顺,机构重叠,力量分散;二是组织不完善,功能不健全,占五类残疾人总数一半以上的肢体残疾、智力残疾和精神病残疾者投有相应的代表组织;三是组织制度、职能和活动方式不适应社会化管理的需要。为了改变这种局面,邓朴方又开始四处奔走,准备筹建更大规模的残疾人组织。

  1988年3月15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国聋人哑人协会以及联合国残疾人十年中国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共同组建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简称残联)。邓朴方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国残族主席团首届主席和执行董事会理事长。

  中国残联成立后,迅速会同国家计委、国家教委等单位联合制定了《中国残疾人事业五年工作纲要(1988—1992)》,该纲要明确规定残疾人事业的宗旨和目标是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使残疾人平等地参预社会,共同分享社会发展的财富。

  中国残联成立后,在残疾人康复、劳动就业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残疾人康复方面,中国残联成立以来,先后成功进行了多次白内障手术,并使50多名患者重见光明;他们还对16万小儿麻痹症患者进行了矫治手术,总有效率达 98,7%;与此同时,康复性基础工作也有了良好的开端,社区康复工作也全面展开。中国第一个现代化的康复中心在康复实践、科研、人员培训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综合医院设立的康复科室稳步增长,而且他们还建立了26个省级聋儿康复中心,593个聋儿语训部,1000多个社区康复机构。

  在残疾人教育和就业方面,中国残联也进行了大量工作,现在全国特教学校已由解放初期的42所增加到目前的820所,普通学校附设的特教班发展到2651个,从1985年以来,普通高等学校录取了4500名残疾学生;普通中专也录取了5150名残疾学生,在全国还有四所师范大学开设了特教专业。另外,残疾人就业状况也有明显改变。1990年,全国共有福利企业4万多个,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达75万,1990年产值300多亿元。

  邓朴方作为中国残联的负责人,对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无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几年来,他不仅为残疾人事业一直在摇旗呐喊,利用自己的影响为残疾人保障事业奔走呼唤,而且他还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与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残疾人组织建立了联系。为了表扬他对残疾人事业所作的贡献,1988年,联合国秘书长还授予邓朴方“特别奖”。   

  邓朴方已经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对他来说,人世间的是非恩怨早已是“剪不断,理还乱”,因此,最好的办法就只有“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经过数十年风雨洗礼后的他,而今还是走在残疾人保障事业的不归之路上,这条道路总是无穷无尽,他还必须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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