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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和陈琮英

  (2004.12)

  中国共产党创建几个月后,就有一位不满17岁的青年成为党员。此后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奋斗30年,并在20世纪40年代与毛、刘、周、朱并列,成为领导全党的“五大书记”之一,他就是任弼时。他虽英年早逝,其精神却在党内影响至深。

  任弼时和陈琮英的婚姻,是典型的包办婚姻,而且是包办婚姻中最落后的一种——指腹为婚的“娃娃亲”。虽然如此,他们夫妻感情深厚,甘苦共尝,携手并肩,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堪称夫妻的楷模。
  
“童养媳”
  
  任弼时的父亲任裕道是个乡村教师,前妻是长沙陈家的女儿,两人结婚后,夫妻感情深厚,可惜陈氏不久病故。任裕道非常重感情,为了纪念亡妻,保持两家的来往,双方家长约定,任裕道续弦后,如果生下男孩,就与陈氏侄女结为娃娃亲。后任裕道续弦,生下第二个孩子就是任弼时,小名二南,与陈琮英订了亲。

  陈琮英比任弼时大两岁,生于1902年。她出生后不久,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常年在外谋生,只得将襁褓中的小琮英托付给婶母抚养。因为和任弼时家的这种关系,儿时常小住任弼时家中,来来往往,两小无猜。12岁那一年,陈琮英到长沙一家织袜作坊当童工。1915年夏,任弼时到长沙求学,陈琮英虽收入微薄,还常常接济任弼时。每次发薪水时,陈琮英首先给任弼时交学膳费。这样,才使任弼时求学得以继续。在长沙,任弼时结识了毛泽东,从此走上革命道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20年任弼时离开长沙,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准备赴苏联继续学习。临行,他对陈琮英说:“你从小没有机会上学,今后要在社会上自立,一定要学习文化,不然,连我给你的信都看不懂。”陈琮英点头答应,拿出两双袜子送给即将远行的未婚夫,两人依依惜别。这一年,陈琮英已是18岁的少女,任弼时也已16岁了,男女之间的恋情,已开始萌发。

  任弼时走后,陈琮英按照未婚夫的吩咐,进入长沙一所半工半读的职业学校,一边学习缝纫技术,一边补习文化。未婚夫的嘱咐,深深打动了陈琮英,学文化学缝纫都很刻苦,因此进步很快。任弼时得知了,由衷地感到高兴。

  任弼时在上海学习了一段时间,由党的早期组织派遣赴苏联学习。临行,他给父亲写信告别,信中还特意叮嘱一定要给琮英有继续学习的机会。

  1924年8月,结束了莫斯科近四年的读书生活,任弼时回到上海。当时的上海,到处是白色恐怖。为了同敌人周旋,经常要化装外出。斗争紧张,生活艰苦,需要有人帮助,需要有个家做掩护。有的同志说:“弼时,该成家了吧?”他总是摇摇头:“不忙,不忙。”关心他的人当然为他着急,因为这既是生活的需要,也是工作的需要。任弼时便告诉同志们,自己老家有个做女工的未婚妻———陈琮英。

  一个留洋回来的大学教授、共青团的负责人,又是一表人才,找一个不识字的纺织女工,有人觉得这是“不平等的结合”。偌大的上海,找一个有文化、长得漂亮的姑娘,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于是又有人对他说:“那不过是个童养媳,你干嘛还虔诚地恪守旧礼教?”此话颇为刺激,但弼时却说:“我们是青梅竹马,有感情基础。爱情,最重要的是两人能心灵相通……”文化、地位的差别并没有成为他们感情联结的障碍。相反,使得他们的爱情基础更加深厚、更加纯真了。弼时此时倒有些归心似箭的感觉了:他多么想回湖南老家探望琮英和父母啊!然而革命工作使他无法脱身,就连后来父亲病故,他都没能抽暇回籍奔丧,探望琮英更不可能了。

  直到1926年,任弼时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也极需一个助手,才经过中共中央批准,回湖南去接未婚妻。“一别就是六年了”,任弼时想到这里,眼睛有些湿润了。“家里有急事,请你赶快下船,回去处理。”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急匆匆地挤过来一个人,气喘吁吁地对任弼时说。“家里”,是暗语,指团中央机关。当时北伐战争还没开始,上海还在北洋势力控制之下。

  轮船马上要起锚了。任弼时二话没说,回到船舱取出行李,立即下了船。这时,“呜———”的一声长鸣,轮船起航了。任弼时这次家乡之行又告吹了。任弼时回到团中央机关后,党中央要他去北京参加一次特别会议。任弼时立即改换装束,起程北上。安排陈琮英的事,只好委托王一飞代为办理。待任弼时返回上海时,王一飞已将陈琮英接来。任弼时与陈琮英分别六年后,再次相聚。

  4月,两人即在一个简陋的小亭子间举行了简朴的婚礼,结为革命伴侣。这颗在贫困土壤里播下的爱情种子,在革命斗争的风雨中成长,开花了。婚礼,没有豪华的摆设,没有丰盛的酒宴。新房,仍是原来任弼时住的亭子间,没有增加一件东西,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破书架外,什么东西都没有。在这里,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从此,陈琮英在任弼时的引导下,由一个织袜女工,成长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成为任弼时的得力助手。

  陈琮英刚到上海时,身体瘦弱,眼窝凹陷,双手粗糙,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一副乡间妇女的穿戴,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人眼里,显得土里土气,在街上常遭少爷淑女们的冷眼。任弼时不但不嫌弃,反而温存地安慰和鼓励她说:“不要怕!我们是在这里做党的秘密工作,同敌人进行斗争,你也要学会斗争。”陈琮英的顾虑消除了,她坚定地表示:“我一定跟你一块学会斗争,你前面走,我后面跟着。”

同风雨
  
  1928年秋,任弼时受党的派遣,到安徽省安庆、芜湖等地巡视工作,不幸在南陵县被捕。当时敌人并不了解任弼时的身份,只把他当作嫌疑犯押送到安庆。在押解的船上,他偶然遇到一位做生意的家乡人。任弼时急中生智,乘敌人不备,写了一张纸条,实际是事先准备好的口供,托这位家乡人带到上海通知陈琮英。陈琮英得知这一消息后,便立即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党组织见到纸条后,马上派陈琮英去长沙,准备应付敌人的查问。原来,任弼时同志被捕后,自称叫胡少甫,是长沙伟纶纸庄的学徒,到上海给姑妈送钱的。陈琮英抱着襁褓中的女儿准备乘车赶往长沙,不料刚到车站,车就开走了。陈琮英心急如焚,咬咬牙爬上了一辆拉煤的货车。剧烈摇晃的车厢,把孩子的头碰得鲜血直流。几经周折,陈琮英才到了长沙,装扮成伟纶纸庄的少“老板娘”。

  不久,伪长沙公署接到安庆的通知,传陈琮英对质。敌人问陈琮英:“你们店有学徒外出吗?”陈琮英镇定地回答:“有个胡少甫,到安徽去了。”

  “去安徽干什么?”

  “给他姑妈送钱去。”

  敌人挑不出毛病,凶神恶煞地问:“这话是真的吗?”

  “没什么假的,我们纸庄可以担保。”

  敌人被应付过去了。随后,陈琮英又按照党的指示,同一位进步律师去安庆,由律师出面提出申诉。敌人无可奈何,终于在1929年3月将任弼时释放。当任弼时得知女儿因长沙之行患病死去时,心如刀割。他深情地看着陈琮英为搭救自己四处奔波而憔悴的面容,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敌人的毒刑严重损害了任弼时的健康。组织上决定让他休息一段时间,陈琮英也劝他多休息。他却坚定地说:“我在牢里休息够了,现在要抓紧时间工作,把坐牢的时间补回来。”从此,他抓得更紧,工作也越发忙了,有时深夜三四点钟才回家。陈琮英关切地问:“你哪来的那股劲,怎么不知道累呢?”任弼时认真地回答:“从牢里带回来的。”的确,敌人的酷刑可以摧残任弼时的身体,却无法动摇他坚强的革命意志。

  1929年11月17日早晨,天下着大雨,任弼时要到华德路共青团江苏省委机关去出席团省委扩大会议。陈琮英看雨下得很大,便说:“你们的会可能开不成了。”任弼时回答:“我们的工作是风雨无阻的。”说完,就急匆匆吃一点饭出门去了。谁知,任弼时一到省委机关就被捕了。在帝国主义设置的汇山捕房,任弼时受到严刑拷打。但他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和政治身份。由于任弼时机智地编造口供,敌人只好把他作为嫌疑犯解押到闵行路捕房待判。11月22日,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开庭审判任弼时,中共派律师出庭辩护,陈琮英到法庭旁听。在法庭上,法官被问得词穷理亏,无奈,只得以“危害国内安全”之罪名判任弼时40天刑。当任弼时走出法庭时,看到了旁听席上的妻子,以感谢的目光同她打了一个招呼,互相报以微笑来庆祝对敌斗争的胜利。
  
  同年12月5日,在党的营救下,任弼时被减刑提前出狱。回到家中,陈琮英发现他背上被电烙烧了两个拳头大的伤疤,忍不住哭了起来。任弼时一字一顿地说:“我们审判他们的日子不会太远了。笑在最后的终归是我们。”

  1930年5月,任弼时化名伯棠,与陈琮英一起,搭乘开往武汉的长江轮。沿江两岸,草绿花红,莺飞燕鸣,任弼时和陈琮英却无心欣赏这幅江南春景。任弼时和陈琮英与武汉方面接上关系后,湖北省委的同志在汉口的一个偏僻的小巷为他俩找了一所房子,便于隐藏和指导工作。任弼时认为太偏了,不太合适。他说:“只有出敌不意,攻其不备,才是最好的隐藏,偏僻不见得就很安全,也不便于开展工作,还是在人多的地方找个住处可能更好,更便于隐蔽和工作。”于是,任弼时和陈琮英在法租界边上的闹市区中一座居民小楼租了两间房子。小楼位于一条不宽的马路边,离租界不远,后面就是一个穿堂胡同,附近有许多杂货店及小商小贩的摊点,遇上异常情况,便于在群众的掩护下隐蔽,或穿街越巷躲过敌人。

  任弼时和陈琮英刚搬进去时,房东好奇地问:“你们是做什么的?”“我们是画像的。”陈琮英回答。任弼时从小就喜欢绘画,中学快毕业时,他曾经想以绘画为业,谋求生计,但是,谋个人生计易,图国家振兴难,任弼时最后还是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只是任弼时万万没想到,自己会以开画像馆作掩护,开展革命工作。

  1931年3月,任弼时被派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任弼时走后一星期,陈琮英在上海生了女儿远志。孩子刚满月不久,由于叛徒出卖,陈琮英不幸被捕。陈琮英怀抱婴儿被反动派关在一个阴暗潮湿的牢房里。敌人多次审问、威胁她,她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后来,陈琮英被党组织营救出狱,也来到江西革命根据地。一对患难夫妻又见面了。难后重逢,百感交集,任弼时对陈琮英说:“我听到你被捕的消息,非常难过,但没有影响我的工作。我们是革命的夫妻,同是党的儿女。我们的爱情是融化在对党、对人民的爱情里的。”在长征途中,任弼时和陈琮英更是携手并肩,同舟共济。在草地,陈琮英生了女儿远征,弼时和朱老总亲自到河沟钓鱼,给琮英熬鱼汤喝。后来没鱼可钓了,就去挖野菜,洗净煮好,拣嫩一点的给琮英吃。在行军路上,任弼时把小女儿背在背上,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搀扶着产后孱弱的琮英,摇摇晃晃地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着。他们以惊人的毅力,走过了万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

  在延安,任弼时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中。他们开荒种地,摇车纺线。起初,任弼时的线粗细不匀,而且常常断头。琮英暗暗好笑,弼时就把纺车搬到琮英面前,笑着说:“琮英,你从小会纺线,我要拜你为师啊。”琮英自然十分在行,她手把手地教他纺线。不久,任弼时终于练出纺线好手艺。在一次评比中,他还被评为纺线第一名呢!
  
泣弼时
  
  1938年春,奉中央指派,任弼时赴苏联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并偕妻子前往。这时的陈琮英已成长为一个坚强的女战士。在莫斯科,任弼时活跃在共产国际的舞台上,紧张、繁忙。陈琮英边在党校学习,边照料弼时的生活,抚育1938年12月在莫斯科出生的小女儿远芳。1940年2月,任弼时结束了共产国际的工作,启程回国。为了革命,他们把女儿留在苏联,回到了延安。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人组成中央书记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稳定的领导集体基本确立。1947年3月,解放战争开始,任弼时协助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陈琮英带着小儿子转移到晋西北解放区。

  1947年11月,陈琮英心悬不下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由于紧张艰苦的转战过于劳累,任弼时病倒了。琮英带着小儿子匆匆赶来。从此,她为丈夫的健康而悬起的心再也没有放下。1949年4月,任弼时在作报告时,再次犯病。数月后,任弼时赴苏求医,此行琮英没有陪同,留在国内照顾孩子们。1950年任弼时病情稳定,他带着十年前留在苏联的女儿一起回国了。然而,健康并未给弼时以更多岁月,五个月后,弼时被突发“脑溢血”夺去了生命。琮英心痛欲裂,泣不成声!然而,琮英毕竟是在弼时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她坚强地挺住了沉重的打击,满怀着对弼时深沉和真挚的情感,独自支撑着有四个孩子的家,度过了一年又一年。孩子们也没有辜负父亲的遗愿和母亲的养育之恩,一个个上了大学、参军、入党,走上工作岗位,并且组建了幸福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

  陈琮英一如既往地从事社会工作,她负责中央的机要工作,曾任机要局处长,还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常委。陈琮英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工作。毛泽东感慨地说:“琮英同志搞机要工作,不为名,不为利,她是革命的贤妻良母。”

  任弼时与陈琮英既是伴侣又是同志,在那些为革命而奉献而生活的艰难岁月里,经历了无数的坎坷和风雨,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他们成为中共最优秀的革命者。在人生的旅途上,他们也享受了升华的理想为他们带来的骄傲与荣誉,以及爱情生活的甜蜜。

  叶剑英在怀念任弼时时,曾深情地说:“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是的,我们仿佛看到,在坎坷的革命征途上,伴随着这只骆驼的,还有陈琮英的清晰的脚印。

陈琮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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