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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茵梦也有话说

  (2006.10)

  这是一位53岁的女性,她叫过“胡因子”、“胡茵梦”和“胡因梦”,演了15年电影,当了18年翻译,却因为一场与李敖为期100天的婚姻而被人们反复说

  去年,李敖访问内地,曾得意地披露:胡因梦50岁生日,他送去50朵玫瑰,胡因梦很高兴,却不知中了计——这是提醒她“你再美也50岁了”。

  今年9月,胡因梦来内地宣传自传《生命的不可思议》和译作《爱的觉醒》。她借这个机会反戈一击:大家都中了李敖的计,他当时刚推出一本名字中带“玫瑰”的书,弄出这单事情来吸引眼球。

  胡因梦今年53岁,李敖今年71岁,这对欢喜冤家爱利用自己在公开场合露面的机会,不断“抹黑”对方,但言谈中却也不时冒出欣赏对方的言辞。他们已经离婚26年,这样的“抹黑秀”就上演了26年。对“李敖前妻”这个总被放在自己名字前面的称呼,她不高兴,也不反对。

  9月初的一个下午,在上海一家酒店里,胡因梦一身橙色长衫、一头短发,清瘦的脸上隐隐上了淡妆,一边说话,一边赤着脚在地毯上走来走去。她的声音清脆,将自己的故事娓娓道来,其中也不乏对李敖的“抹黑”。

李敖,像父亲又像儿子

  很多人认为胡因梦与李敖的缘分始于1979年。在大量关于李敖的记载中,都提到了这一段——1979年初,李敖刚从监狱里出来,出版了《独白下的传统》。胡因梦用一星期时间终于买到这本抢手的书,拜读之后,写了一篇《特立独行的李敖》,发表在《工商日报》副刊“女子”专栏里。文章满是赞美,“看完全书,放心地松了一口气,李敖仍是李敖,虽然笔调和缓了一些,文字仍然犀利、仍然大快人心、仍然顽童性格,最重要的,这位步入中年的顽童还保有一颗赤子之心……”李敖看到此文,大喜,把文章剪下来,放在自己的剪报夹里。李敖后来回忆:“胡因梦为了这篇文章,遭到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会’的警告……我听了这件事,不禁对她另眼相看。”

  其实,胡因梦早就在暗中注视着李敖。

  胡因梦小时候,家住台中的存信巷,离台中一中宿舍的李敖家距离很近。两人的父亲曾是同事,所以少女胡因梦经常在家里听说李敖的那些怪事:父亲去世,在丧礼上李敖不肯哭,也不愿依规矩行礼;为表示对母亲的敬爱,李敖专门从台北扛了一张床,回家送给母亲……

  清晨上学和黄昏放学的时候,胡因梦会偷偷地看看李敖的母亲——老太太经常穿着素净的长旗袍,头上梳着髻,手里卷着小手帕,低头从长长的沟渠旁走过……

  所以,《特立独行的李敖》发表后不久,胡因梦接到朋友萧孟能的电话,邀请她到家里与李敖见面,她立刻就答应下来。胡因梦和母亲一起去到萧孟能的家。见到十多年来的偶像,胡因梦却没有兴奋,而是有点失望。

  在她想象中,李敖应该是个桀骜不驯的现代派,没料到亲眼看到的李敖完全相反:“白净的皮肤,中等身材,戴着眼镜,鼻尖略带鹰钩,嘴形因牙齿比较突出,身穿长衫,看上去像黑白电影里保守的教书先生。”

  李敖看到胡因梦母女,上去就鞠了一个90度的标准大躬。那天,李敖当时的女友也在场,他却毫不掩饰地盯着胡因梦的赤脚看。

  会面后不久,胡因梦就接到了李敖的电话,约她出来喝咖啡。因为相谈甚欢,李敖当天就把她带回了自己家。

  “如果有一个新女性,又漂亮又漂泊,又迷人又迷茫,又优游又优秀,又伤感又性感,又不可理解又不可理喻的,一定不是别人,是胡—茵—梦。”当时,李敖这样评价胡因梦。

  两人的关系正式确定,并正式同居生活。但这段同居生活并不像胡因梦想象的那样美妙。

  胡因梦曾这样形容与李敖之间的爱情:“在我最不安、不知何去何从时,以为李敖会是我想象中的救赎者……他从小在我心目中就是传奇,当有一天发现自己有机会翻阅传奇,就翻了翻。”但这本书却有点闷——李敖不抽烟、不喝酒、不听音乐、不看电视、不打麻将,生活里只有工作和工作。

  在胡因梦眼里,她与李敖的关系像父女又像母子。如果她听话,李敖是一个善于照顾她的慈父:每天早上,一睁开眼,床头已经摆着一份齐整的报纸、一杯热茶和一杯热牛奶。如果她不听话,李敖就像个任性的孩子:一吵架,他就玩失踪,跑到自己别处的房子,把门锁起来,不接胡因梦电话,任她在门外哀求几小时,等到她承认错误道歉以后,才把门打开。

  对这段婚姻,胡因梦感慨说,“我发现偶像只适合远观,一旦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所有琐碎的真相都会曝光。当我知道他为了金钱背叛生死至交时,我突然发现,其实对他来说,金钱永远是第一位的,为此,多年的友谊和诚实的人格都无足轻重。李敖高大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彻底粉碎了。”

  回过头再来看李敖,胡因梦认为,“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里,李敖发挥了他的作用,带来了很多的启蒙和进步。但是,在爱的能力和个人品质上,李敖的贡献并不大,他的封闭、专横和平常人没有任何区别。”

胡因子,“死不眨眼”

  “读大学的时候,我是清汤挂面的直发,金丝眼镜和牛仔裤,穿一双像熊掌的平底鞋,裤子口袋里插的是李敖,肩上背着‘禅悟’,手上举着尼采和巴比伦占星学,喜欢舞蹈、绘画,背着吉它唱西洋民谣,自以为与众不同。”外表文静、内心叛逆的胡因梦沉迷于李敖对传统的精神反叛和对社会不公的挑战。

  初中时代,她的名字是胡因子。当时,她被同学们称作“十项全能”——她不但漂亮,而且学习刻苦,所有科目成绩都排第一。胡因子就读的伟理女校是一所宗教色彩很浓的学校。因为成绩好,她是老师的宠儿;因为父母感情不和缺乏家庭温暖,她不知道该如何与人相处……这使得她成为同学眼中最不合群的人物。

  读到初三,因为长期的争吵,胡因子的父母终于选择了分手。这让还处在青春期的胡因子感到人生无味。没有朋友的她只能把学习外的时间投入在图书馆里,在一排排的报刊图书里寻找着不解和答案。

  受到母亲影响(母亲去台湾前曾经嫁给一位共产党员),胡因子读初中时就读了托尔斯泰和鲁迅,在高中时读了屠格涅夫和赫胥黎,另外还喜欢上了披头士。不久,一位曾经在精神上影响过她的女国文老师被揭发是“共产党”,从床下搜到了《毛主席语录》,被逮捕而消失。这让思想左倾的胡因梦恐惧了很久。

  在中学女校里寂寞了6年后,楚楚动人的胡因子一到男女合校的辅仁大学读德文系,就被男生们评为“辅大系花”。但这并未让她变得快乐,对人生感到悲观的胡因子开始阅读哲学、佛学和占星术著作。

  大学时代的胡因子是一个标准的文艺青年。在大学附近的一家咖啡屋里,胡因梦认识了写诗的杨弦、喜欢表演的赖声川,还有唱民谣的胡德夫、作曲的李泰祥等许多当时文艺界名流。

  那是一个属于摇滚乐和酒精、大麻的时代,台湾校园民谣刚刚兴起,罗大佑还在为做医生还是做歌手而犹豫,侯德健刚刚开始写抗议歌曲,咖啡馆里最热门的话题是性、解放、和平、爱,偶尔也会涉及到环保、民主、街头抗议等话题。

  戴着金丝眼镜留着长发穿迷你裙的胡因子会跑到舞台上,拿着吉它自弹自唱自写的歌。这家咖啡屋让孤单的她有家的感觉,她深深迷恋这种集体乌托邦式的理想生活。

  不久,胡因子在咖啡馆认识了在大学教英语的美国人Don——她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因为忙着谈恋爱和四处游玩,“十项全能”胡因子成绩亮了红灯。她选择了退学。

  后来,男友离开她去老挝工作,胡因子成为一名民谣歌手,晚上专职在咖啡屋和酒店唱歌。

  她进入电影圈是一个意外。有一天,胡因子在鸿森画廊看展览,遇见了刚刚从意大利回来的导演徐进良。

  徐进良当时准备拍一部有现代感的古装剧《云深不知处》,正在寻找女演员,一看到胡因子,眼睛一亮,马上邀请她出演剧中女主角。

  “徐进良当时说要采用意大利式的昏黄调子,用舞台上的古典歌剧般手法拍电影。我那时候也无所事事,什么也不懂也没有经验的我就这样拍了《云深不知处》,完成了我的电影处女作。”

  虽然觉得新鲜,但第一次拍电影的经历并不愉快。

  《云深不知处》刚刚拍到一半,胡因子就和徐进良吵了一架。导演要求胡因子从轿子上摔下来死在丈夫怀里时,应该做出两人初识时的那个眨眼的动作再气绝身亡。胡因子认为一个在轿子上颠了大半夜、已经气如游丝的垂死病人是不可能有心情和丈夫眨个眼再气绝身亡的。两人为此大吵一架,谁也不肯退让,这场戏从清晨三四点钟一直僵持到日出,最后徐进良妥协了,决定采用“死不眨眼”的结尾。这次不愉快并未影响两人的友情,但胡因子“不听话”之名从此在电影圈内流传。

  《云深不知处》拍完,胡因子去了纽约,打算把自己嫁掉。没想到试婚失败,她干脆搬出男友家,过上了自由自在的生活。这段时间被胡因子称为是“性解放”时期。她靠在一所模特学校打工取得了美国居留证,一边完成简单的学习,一边把大量时间花在金斯堡等人出没的格林威治村,参观不同的艺术馆,认识不同的艺术家。

  为了母亲,胡因子回到台湾,与“中影”公司签约,在公司的建议下,改名“胡茵梦”,成为一名专业演员。据她自己统计,到35岁退出影坛时,一共拍了42部电影。 

胡老师,一字四毛新台币

  现在,胡因梦更乐意被人叫作“胡老师”。她曾经写过小说、散文,也出版过学术著作,更多的时候,她是一位翻译家。

  与李敖的这段婚姻让她由愤世嫉俗转向自省,告别崇拜他人的粉丝角色,告别男人的夸赞和追逐,开始寻找自己内在的创造力和生活价值。“我为什么要崇拜别人的文字、别人的思想?为什么不去下工夫,活出你的思想跟你的才华?”

  对于自己从事了15年的演员工作,她也产生了厌倦和怀疑。“我其实并不喜欢做电影明星,虽然拍了42部影片,但这些电影大多是令人哭笑不得的片子。只有和杨德昌合作的《海滩上的一天》是我惟一喜欢的,这部戏让我感受到了做演员的价值,其他戏里,我真的觉得自己只是一个花瓶。真正杰出的演员都具有丰富的心灵世界,有神秘体验的也不乏其人。而我无论多么卖力演出,银幕上的我还是清淡如水有心无力,我开始清楚自己并不合适做演员。”

  4岁的时候,胡因梦就陪着母亲在电影院打发漫长离婚岁月,在她的记忆中,那时候她最喜欢的男明星是《007》的男主演肖恩·康纳利,但是这样的人她“一辈子也没有遇到”。在15年里,她演戏的主要动力是可以赚到很多的钱,养活母亲,也借此解放离婚后一直把工资全部交给母亲的父亲。

  “我每部电影的收入都是80万新台币,妈妈数钞票的时候就觉得非常安全和满足。日积月累,银行的存款越来越多,她就觉得女儿尽了孝道,非常开心。但是我却日渐地不快乐。”

  即使是在自己最红的时候,胡因梦也知道自己并没有什么表演技能,根本无法进入电影人物的内心,完全是凭着美貌在电影界混日子。虽然赚了很多钱,但她内心很不安。拍电影的过程从未让她快乐过,反而是在拍片空余时读书令她愉悦。

  最让她无奈的是,她拍的42部电影,其实没有一部是“琼瑶片”,可媒体和观众一提她拍的电影就是“琼瑶片”。

  与李敖离婚后,在一个英国女演员的介绍下,29岁的胡因梦去了美国,在纽约一家工作室进修表演。这家工作室的负责人乌塔·哈根写的《尊重表演艺术》被称为美国演员的“圣经”。学习的空余时间,胡因梦把这本书翻译成了中文,在台湾出版。这本书至今仍不断再版,并被李安等导演作为教科书向合作演员推荐。

  就是在那段日子,她在纽约42街的一家小书店里见到克里希那穆提的著作。“真的很奇怪,书店的最边缘处摆满了他的著作。我连他的照片都没看清楚,就感觉被它吸引,随手拿起他的传记,翻开就看到一行英文——‘观察者就是被观之物’,这句话是当时的我在佛法里一直探索的一句话。然后我就站在那里,一边读一边掉眼泪。”

  “然后我把他所有的书都买下来了,开始在纽约慢慢翻译。在阅读和翻译的过程里,我找到了人生价值和道路。”

  从美国回来那年,她35岁,决定退出电影圈。母亲与她大闹一场、长谈一次:“你不做演员,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她回答,“我赚的钱也够用一辈子了,人不能做金钱的奴隶。人这一生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价值,一定要做一些自己真真正正想做的事。我又不乱花钱,何况还可以搞出版做翻译。”抗争的结果是母亲终于妥协。

  胡因梦开始与方智出版社合作,引进出版克里希那穆提的系列作品。虽然翻译一个字才四毛钱新台币,与拍电影收入相差千百倍,但她的心灵却快乐、充实。

  “20多年的翻译工作带给我无限的喜乐,也带给我价值的完成。当我把这个工作做完了,很尽心尽力翻译出来跟读者分享,而且也带给某些在困境中人一种出路。另外,我还生了一个女儿,我觉得这一生没有白过了。”

  现在的胡因梦,穿的衣服是自己亲手做的,头发也是自己剪的,自己下厨房做一日三餐。除了翻译、写作、演讲,办读书会,还参与台湾所有的环保活动。她现在惟一的社会身份是“台湾绿色消费者基金会”副会长,成功推动台湾“地球日”活动,发动数万人扫街,为抢救森林请命,四出观察污染情况。

  胡因梦认为,自己所做的身心治疗的工作比李敖所做的工作更有意义——“生态问题、政治问题、所谓环境问题真正的源头是心灵的问题,我们必须在自己的心地上下工夫。”(录入:陈利明)

胡茵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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