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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村传略

  (2007-5-7 1:41:19)

  众所周知,动力是使一切物体运动所需要的力量,如果对静止的物体不作功,那么物体就不会运动。动力有各种各样的,如核动力、电力、风力、水力、畜力、人力……无疑,核动力是目前最强的一种能量,它比用同量物资燃烧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大数百万倍,所以它被用来制造核潜艇、核武器、原子弹,建造核电厂,等等。

  同样地,人们的学习也必须要有动力,没有动力就没有学习的欲望,就不能成才。从传统的观点看,像为人民服务、“学而优则仕”、就业、致富等,也都可以成为学习的动力。但是,如果没有执著的学习志趣为支撑,那么就没有远大的目标,也不可能有持久的前进的动力。所以,兴趣是人的行为的变因和驱动力,正确的教育必须尊重学生的志趣,像列宁所指出的那样:“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和个人爱好的广阔的天地。”

  可是,传统教育的作法,只讲统一不允许个人自由,只要求服从不给个人选择的权利,致使许多学生的志趣受到泯灭,个人特殊才华被埋没。

  我从大量学生们的来信中,发现一些人由于不喜爱自己所学的专业,有的想退学,有的精神恍惚,有的多门功课考不及格而留级。他们向我提出,希望允许转到自己喜爱的专业学习,这些微弱的吁请和真诚的愿望,深深地打动了我。于是,在改革精神的推动下,于1980年在全国首创转学制度,允许有特殊爱好和特长的学生,转入到他们喜爱的专业学习。试行这个制度是非常大胆和开明的,允许学生在同系专业之间、文理科不同系之间和全国各大学之间互相转学。可是,2002年9月,上海某大学却说他们在全国首创了允许学生在校内转学的制度,而且在新闻媒体上大肆宣传。其实,他们比武汉大学落后了20多年,我并不认为他们是有意掠人之美,而是他们不了解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历史所造成的。

  武汉大学最早品尝这个制度的受益者,无疑是原历史系77级学生王小村。

  他于1958年6月6日出生于武汉,父母都是早年参加革命的南下干部。不幸的是,母亲在妊娠他时被打成了右派,待他降生以后,即随父母一起下放到农村思想改造。当时,他们一家下放的地点是湖北省汉川县马口区南河乡王家村。小村这个名字,就是他在王家村生活、学习、成长近20年的纪念。

  小村排行第二,上有哥哥,下有一个弟弟。由于农村的艰苦环境,加之母亲被集中在异地锻炼改造,所以从小养成了他自立、自强的性格。他在当地读完了小学、初中和高中,高中毕业后,又被下放到知青点当农民,他当过知青队的队长和团支部书记。人生中的艰难困苦,可以砥砺人的意志,小村正是从这些经历中吸取了前进的力量。

  汉川县位于江汉平原,比邻汉江,自古颇受楚文化影响。这里人民勤劳朴实,青少年们渴望学习,他们相信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仅小村他们插队的住户王家,包括小村在内,就有三人分别考取了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他们现在都成了中医学、空间物理学和生命科学领域中教授级别的高级知识分子。

  小村从小喜欢观察与思考,在他15岁读初中的时候,这种能力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他根据自己的观察与实验,用6个月的时间写出了一篇名为“弧形埂假说”的论文。他在文中提出,从猿到人随着记忆不断的增加,头骨的形态也随之朝着三维空间逐步扩展。人类头部前后顶骨之间有一条因人而异的相嵌线(弧形埂),它反映出了这一渐变与进化过程与人类头部形态和人类智慧之间的互相关系。

  “初生牛犊不怕虎”,小村把他的论文寄给了中国科学院脑科学研究所的著名科学家张香桐院士,他收到了这位院士的回信,对小村的研究给以指点和鼓励。后来,当小村考取武汉大学后,他于1980年暑假专程到北京向这位大家求教,张院士在家里热情地接待了他。一位历史系二年级的学生,如此执著地对人的大脑奥秘求索,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热爱科学的表现,是志趣的使然,它正是日后小村成才的巨大动力。

  1977年4月,我被借调到教育部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不料去后却被中央任命为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等教育司司长。1977年8月2日,邓小平同志在北京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中,经我一手策划和导演,建议一位代表提出,由邓小平拍板,决定恢复统一高考。当年12月,举行了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统一高考,小村从农村知青点报名参加了考试,他金榜有名,被武汉大学历史系录取。他不愧为佼佼者,当年的录取率是每200人取一人,是名副其实的百里挑一的优胜者。

  入大学无疑是改变小村命运的开始。但是,他的命运是什么呢,命运又掌握在谁手里呢?他没有沉浸在死读书的旧窠臼之中,也没有专注历史系的功课,而是广泛的阅读、收集资料、社会调查,仍然在做着他的人的大脑奥妙之梦。

  他开始自我设计,意欲转到生物系学习,决心成为一名生命科学家。可是,那时教学制度还是僵化的,尚没有允许转学的先例。为了证明自己的特殊爱好和天赋,他写了一篇文章,论述语言对大脑功能发展的作用,认为语言不仅是增进记忆的动力,而且也是直接改变神经元网络功能的杠杆。那时,他虽然不能直接通过实验证明自己的观点,但他的见解是独到的,再一次反映了他的创造性的研究能力。

  我记得,1979年初秋的一天,小村带着他的转系报告和生物系吴熙载教授的推荐意见,到校部办公室找我。接待教师和大学生,是我“来者不拘”的信条,一个大学校长不管工作如何繁忙,都要把接待教师和学生放在优先的地位。于是,我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大学生。

  小村白皙瘦长,约1.8米的个子,文静中透出一股灵气。他说话慢条斯理,不时地注视着对方,这是他思想集中的表现。

  当知道他是为转学一事而来时,我立即通知教务处副处长刘花元来商量。我们看了他的文章和吴熙载教授的推荐信,详细地了解了他的经历和爱好,认为他确实有生物学方面的特长。于是,我们当即决定,同意他转到生物系学习。鉴于他已是历史系二年级的学生,不可能再跟生物系77级学生上课,建议他转入生物系78级学习。他同意了这个建议。

  转入生物系学习后,小村简直是如鱼得水。他不仅很快地补上了生物系78级已学过的课程,而且他还积极地开展课外业余科学研究与社团活动。自1980年5月到1982年2月,他创建并主持了武汉大学“生命科学与人的超常感应功能研究会”,它是一个跨系、跨校的学术社团组织,人数最多时达300多人。其中,有20多人后来到美国留学,获得了生物学博士学位,现在他们都成了美国各大学中的教授。

  可是,有谁知道,小村当时的灵感和初浅的研究,却导致他在20年以后,在美国创建了法摩康(生物传感系统集团)公司的先声。他是一个有心人,创业与成功的机遇,永远是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很快小村就要毕业了。但是,到1982年6月底毕业时,他有两门主课考试不及格,未能达到获得毕业文凭和学士学位所需要的学分。按照学籍管理规定,他不能获得合格的毕业文凭与学士学位证书,只能发给结业证书。

  为此,小村又一次来找我。他拿着一摞研究论文和有关专家对他研究成果的评价信件对我说:“校长,我认为生物系不发给我毕业证书是不公平的,到底是分数重要还是成果重要?”

  “是呀,机械地死扣传统的管理办法,你只能作为结业。这样吧,你的情况特殊,我个人是同意你作为合格生毕业的,但是我需要与教务处和生物系的领导商量一下。”

  小村似乎不放心地又补充说:“校长,你是研究创造教育的,一贯主张把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放在首位,我的研究成果足以反映我的水平,特别是创造能力。”

  “我心中有数,你就放心吧。”

  谈话后,我立即找教务处和生物系的领导,经商量同意将王小村作为特殊个案处理,准予作为合格学生毕业,并发给合格毕业文凭和学士学位证书。这是我在武汉大学任职8年期间,惟一破格批准毕业的学生,恐怕在全国也还没有先例。

  大学毕业后,小村被分配到湖北省肿瘤研究所工作。这个所隶属湖北省肿瘤医院,是由全国著名的肿瘤外科专家张明和教授领导的。该所位于武汉南湖之滨,风景秀丽,研究设备先进,学术风气较浓,应当说是一个理想的做事业的地方。

  小村在那里从事“DNA双螺旋结构的内在不稳定性与致癌基因自发活化机制的研究”,已有初步的结果。但是,他在那里只工作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他又开始了新的自我设计,希望寻找用武之地。

  1985年5月,正是珞珈山上百花盛开的季节。小村第三次来找我,我们似乎已经成了忘年交的朋友。我未有料到,他又一次地给我出了一个难题。

  他向我提出:“校长,我想调回母校工作。”

  “肿瘤研究所不是很好吗?你为什么要调回来呢?” 

  “那是一所医院,虽然外科手术力量很强,可是研究力量并不强。我感到在那里缺乏志同道合者,不能经常地进行学术思想交流,长此以往,会使我的创造灵感窒息。因此,我希望校长把我调回来。”

  “这可是个难题,你向生物系提出来了吗?你知道,你要调回来,必须要找到一个用人单位接受你。”

  “校长,你最了解我,这事得由你定夺。”

  “好吧,我找生物系领导商量一下。”

  事后,我找生物系领导商量。他们表示,王小村当年多门功课考试不及格,这样的学生调回来,岂不是误人子弟吗?

  “不能把话说得这样死,我还是希望你们回去再研究一下。”

  时隔半个月,我再一次询问生物系的意见,他们仍然表示坚决不同意接受。我仍没有放弃,还是耐心地对他们说:“我们看待一个人,不能仅仅只看他考试的成绩,更重要的是看他的研究能力,特别是他的创新能力。现在,高分低能的例子还少吗?我们现在学校有2,000多名教师,难道都是合格的吗?我还是建议把他调回来,观察他5年,如果他是一个人才,这是学校的幸事,如果他不是人才,你们可以拿我试问,你们看这样行吗?”

  生物系仍然不同意。我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们,因为这是民主决策必须遵守的一条原则。

  为了加强基因工程的研究,当时学校还新建了一个生物工程研究中心,是独立生物系以外直属学校的研究机构。于是,我找来该中心的领导商量,幸好他们思想比较开明,加上他们是新成立的单位,需要补充一些研究人员。所以,他们同意把王小村调到该中心工作,这是1985年5月的事。

  回到了珞珈山上,小村又重新呼吸到一股自由民主的空气。他回校后,继续进行“DNA双螺旋结构的内在不稳定性与致癌基因自发活化机制的研究”,很快就完成了这篇论文。他把论文寄给了全国10多位生物学和结构化学的院士们审查,包括唐敖庆、高尚荫等,这些权威对小村的研究结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1985年秋,小村收到国际第14届肿瘤学讨论会的通知,邀请他参加此次学术会议。这年9月,由一位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的推荐,小村成为英国皇家化学学会的会员。

  1986年元旦过后,小村第四次找我。他说:“校长,我将于今年8月参加国际第14届肿瘤学大会,希望允许我脱产半年,以强化我的英语听说能力。”

  “是呀,既然参加国际会议,那就要达到预期的效果。我同意你的要求。”

  经过师资处的联系,他于1986年3月至6月,到位于重庆的四川外语学院学习英语。

  1986年8月。他参加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召开国际第14届肿瘤学术大会,交流他的“DNA双螺旋结构内在的不稳定性和它导致基因异常表达的可能性”研究成果,受到与会学者们的重视。会后,他被英国剑桥大学的一位教授邀请去作博士研究生,由于无法筹措足够的生活费去英国,于是他不得不放弃了深造的机会。

  1987年2月,他被选为全国200名优秀的青年科学家,并得到国家研究经费的资助。1987年12月,中央电视台以“人才的挑战”为专题,向全国播放三次,介绍其成才的经历。

  看到他取得的成果,我感到无限的欣慰。从他调回学校至今才两年半,他已经崭露头角了,我心中的一块石头也落下了地。因为,我不是曾经说过,要观察他5年,如果不成才,请大家拿我试问吗?现在,连3年都不到,他已经成功了,我用不着自责了。同时,当初那些反对他的声音也再听不到了。

  1987年底,他又收到了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材料,邀请他去作博士研究生。这又是一个奇迹,一个连学士学位都差一点拿不到的人,却越过了硕士而被美国著名的研究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录取为博士研究生。这正体现了中国与美国大学的差别,他们是真正地不拘一格选人才,而我国仍然抱着“唯分数论”的思想不放。我想,当初如果我们不对王小村予以破格,兴许一个优秀的人才会被扼杀了。

  1987年年底,小村第五次找我。这一次他找我是批准他出国去美国学习,这是好事情,我立即满足了他的要求。

  自1988年1月至1993年1月,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作博士研究生,他的课题是研究爱滋病病因,他的实验结果发表在世界一流的免疫学刊物上。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到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作博士后研究,历时一年零10个月。在此期间,他领导了一个7人的研究小组,他们在研究患者大脑皮质层病灶区时,首次发现了一个具有缓解老年痴呆症功能的蛋白质,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脑科学刊物上。

  我与小村经常保持着书信联系。他于1994年1月到英国牛津大学脑科学研究所作博士后高级研究员。他领导了一个9人研究小组,用了近两年的时间,首次发现并成功地分离出两个新的与卵巢癌有关的基因,他们在基因研究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

  说来也真是有缘,这年7月我去英国参加国际第16届金属有机化学学术大会,并被邀请作为大会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会后,我应牛津大学无机化学系主任M.L.H.Green教授邀请,正式访问了这所世界历史最悠久的著名大学。小村知道我到了牛津大学,感到无比高兴,立即到达我住地看望我。我们畅谈了分别6年后的情况。他陪同我参观了他的研究实验室,我们一边喝咖啡,一边听他介绍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我为他的成就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他知道我出国带的外汇不多,因为那时国家对外汇还是严格控制的,教育部给我的外币少得可怜。于是,他给了我200英镑,以弥补我的开支不足。我说,以后我会还给他的,他很不高兴地说,校长你这就见外了,我们师生是什么关系,这是能用金钱换来的吗?小村的一番话令我无比感动,这是每一个为师的最大的快慰和享受。

  1995年底,他结束了在英国牛津大学作博士后研究员的生活,又回到了美国,开始了他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新的寻梦。

  在此期间,他先后在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临床研究中心任助理教授;任日本第二大制药企业中制药公司主任研究员;任世界第二大软件公司甲骨文公司临床数据管理系统研究组首席顾问;任世界第七大制药企业礼利公司药研数据管理部主任;任美国综合基因公司副总裁。他在大部分任职中,年薪都在百万美元以上,这是他身份与价值的象征。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古之学者皆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已任,甚至有些文人学士抱着“业未成,何以齐家?”的抱负。

  小村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一心想成就一番事业。现在,应该说他是功成名就了,应该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了。是的,经过他的寻觅,终于找到了与其志趣相投的如意女郎。

  2001年3月15日,他在美国印地安那州与芬兰籍医科大学生米亚(MiaHalmela)结婚。现在,他们有一双儿女,女儿叫亚历山德拉,儿子叫本杰明。2002年6月购买了一幢高级别墅,它是建于1874年的爱荷华首任总督的官邸。但是,小村并没有沉浸在儿女情长和优越的物质享受之中,他仍在向着事业更高的目标攀登。

  2002年7月,他创建了自己的法摩康公司(PharmacomCorporation),出任总裁,年薪仅为一美元。显然,小村看重的是事业,而不是个人的利益,这再一次体现了他的精神境界。

  2003年11月底,他回国探亲。如约于12月1日,他带着夫人米亚和女儿亚历山德拉到我家探望。这是我们自1994年在牛津分别后第一次见面,自然我们有说不完的话语。他向我展示了女儿的以及他与许多美国要员会见的照片,还有美国许多媒体关于他的事迹的报道资料。听了他的介绍和看了那些资料后,确实令人信服地证明,他的事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为了表示对他们一家的欢迎,中午我与他的同学一起,在阳春大酒店设宴为他们接风。席间,我们虽然没有开怀畅饮,但却是开怀畅谈了几个小时。

  我问道:“你本来在学术研究上已经颇有成就,可是现在你却转向了生物技术开发,两者相比,你认为哪一个重要?”

  “应当说都重要,不过搞纯科学研究的人很多,而成功的技术开发的人却不多见。就好比在美国,搞计算机软件的博士、教授多得不计其数,然而他们都成不了比尔·盖茨。”

  啊,我明白了!原来,小村是想成为生物工程技术领域里的比尔·盖茨呀!

  我又问道:“你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现在,法摩康公司在美国、日本、芬兰都有分部。下一步,我打算进一步扩大法摩康的业务,并且将在中国建立分部。21世纪是生命科学时代,我们必须在为揭开生命的奥秘与治疗人类的疾病两方面作出贡献。”

  小村的人生颇多传奇色彩,他现在刚过不惑之年,正是人生创造的黄金时代。在当今这个生命科学大有作为的时代,我深信小村凭着他的创造能力和毅力,一定会创造出新的奇迹﹗

yi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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