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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前妻杨宛君叙述的故事

  (1991)

  杨宛君,是一位随着张大千去世而被人们再度想起的人物。作为大千先生的前妻,她为张大千的死而哀伤,尽管她苦苦地等待了三十余年,她也觉得有愧于大千之处--这位举世闻名的巨匠留下的相当一部分堪称无价之宝的杰作丢失了,然而,读完她叙述的这段经历,谁又能怪罪于她呢?

难以入眠的夜晚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日,在台北市外双溪摩耶精舍,梅花象往日一样粉妆玉立,锦鲤在曲桥下优游徘徊,园内房舍,亭台、花园、鱼池、走廊依旧,然而再也不会见到银髯苍苍、飘逸洒脱如山居高僧的老主人张大千持杖归来,再也不会见到他与张学良,张群等几位好友在园中赏花谈心。这一日晨,张大千是在台北荣总病房里走完了漫漫生命长途最后一程的。他好象在沉睡,身上被换上七套长袍马褂,头上戴着“东坡帽”,外罩红色的织锦被。张大千的遗孀徐雯波从医院归来,回到摩耶精舍,经过鲤鱼池畔,睹物思人,不禁嚎啕。

  台湾报纸在大千先生死后很快公布了他的亲笔遗嘱,这是他四年前在张群等六人见证下所立的。遗嘱写道:   

  “立遗嘱人张爱(字大千)缘余年届八十,深念渥承天麻,得毕生浸润于书画,勉有成就,感祷不已。惜余不治生产,积蓄甚微,光阴荏苒,宣立遗嘱以示后人……余自作之书画全部分为十六份……”其中十五份给他的妻子徐雯波及在海峡两岸的十四位子女。

  还有一份呢?

  这位在绘画艺术上被称为“五百年来一大千”的举世闻名的大画家,没有忘记默默无闻的、做了他十三年伴侣的杨宛君--虽然她已经被人们遗忘。大千先生特别在遗赠部分的第一条注明:“上开余自作画之十六分之一”赠杨宛君。   

  住在北京永定河畔一幢普通居民楼里的杨宛君,从区政协的通知里得知了这一消息。顿时,她手颤抖起来,昏花的眼里流淌下包含着无尽思念与辛酸的泪水,她喃喃地说道:“在大千的遗嘱里有我杨宛君三个字,我这三十五年就算没有白白等他,他还在想着我!”

  这一夜,她无法入眠。思念的痛苦,已经使她对此都麻木了。一万二千多个日日夜夜,她哪一天不为回味往昔的爱情与欢乐、为最终的失恋而伤心呢?大千先生出走时,她是三十出头的少妇,那时她亭亭玉立,微长而白中透红的脸庞有着一种魅力,那对黑眼睛饱含着青春的温柔与光芒。现在却象一朵桔萎的花,满头银丝和微驼的背,已完全证实了她是位皤然老妇了,她想起自己的一生,就禁不住叹息,叹息之余还有些不甘心。是因为大千最终遗弃自己带走了徐雯波?也不是。他作为一位大艺术家,婚姻有几度变化,这是众所周知的。有人曾把他与毕加索做为东西方画坛巨匠加以比较,指出这两个人都是当代最高水平的画家,都离乡背井、羁旅异乡,以人世的态度将生活与艺术合而为一。他们也都享受着浪漫的爱情生活。这毕竟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了,总不能至今耿耿于怀。况且,大千先生走时给她留下了二百六十幅呕心沥血之作--临摹敦煌壁画及十几幅精品。而这些无法以金钱来衡量的传世之作,有过一段与杨宛君生活中同样曲折的经历,竟然在动乱中丢失了相当一部分,这一切又怎样向九泉下的大千先生交代呢?杨宛君怎么也不能入睡,她索性走下了床,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友人从香港寄来的报纸,又一次端详起张大千的遗像。那是大千先生晚年在他家庭院的“梅丘”旁拍摄的照片,这个“梅丘”的奇石,又是他以艺术家独特的眼光督导工人摆设的。老翁握着手杖靠在身后挺拔的巨石上,怡然自得地笑着。这洒脱的笑容,多象半个世纪前初次会面的模样啊……

并非奇异的婚配

  三十年代的北平,是一派衰败破落的景象.它已显示不出古都的壮丽,处处给人一股惆怅,冷漠之感。出身贫寒的杨宛君也象许多年轻女子一样,为自己的生计发愁。幸亏她有副好嗓子,能依靠在观音寺清音阁唱大鼓维持生活。她的嗓音高亢凄婉,《葬花》、《宝玉探病》是她的保留节目,常常令座下痴迷的听书者流连忘返。杨宛君的收入低微,每日几场书下来能挣五角钱,除去糊口外,她总要抽出一角钱去中山公园打地球。

  一九三五年杨宛君十九岁,一件事闯入了她的生活中,竟决定了她幸福与孤独交织的一生:

  初冬的一天,杨宛君照例到中山公园打地球,遇见了熟悉她的画家于非闇。

  “来,和我们一起打台球。”于非闇招呼她。

  杨宛君见到一位留着浓黑胡须的中年男子站在于非闇身边,以一种似曾相识的微笑凝视着她。杨宛君和这两个人打了一会儿台球,她觉得这位陌生人真风趣,一两句话便让人捧腹不止。

  打完台球,于非闇又说:“这里正开画展,你有兴趣参观吗?”

  杨宛君随于非闇走进水榭画展室,她对画虽然不太懂,但展览中的山水、花鸟,人物无不秀气满纸、明逸清艳。从画法上看,由细致的双勾到泼墨,由工笔、重彩到大写意,也都是“文而不弱,放而不野,沉而清润”。她真为这位画家的功力而折服,此刻她觉得自己唱的大鼓实在无法与画中的底蕴相比拟,在这些精品中,包含着许多她想说又说不出的内涵。

  “这个画展,就是刚才你见的那位张大千先生举办的。”于非闇告诉杨宛君。

  “噢”杨宛君恍然大悟,想不到这位随随便便的人竟有这么大本事。

  “有件事不知我该不该说。大千先生曾几次到清音阁听你唱大鼓,他对你的唱和你这个人都留下很好的印象。我想给你们做个介绍人……”于非闇诚恳地说。

  “他多大年纪了?”

  “三十六岁。”

  杨宛君心头一怔,他年龄几乎是自己的两倍。但仔细回味又觉得没什么,她的确喜欢上这位豪爽豁达的大艺术家,在爱情上,年龄的差距并非不可逾越的鸿沟。

  “他有家眷了吧?”

  “结过两次婚,她们都在成都。”于非闇并不掩饰这一点。

  “我……我觉得倒没什么,只要他对我好。可就怕我父母不同意。”杨宛君嗫嚅着答道。

  “我去对你父母说。”于非闇自告奋勇。

  于非闇很快就到杨宛君的父母处,老人听罢介绍的确不同意。于非闇的话也很中肯:“宛君是大姑娘了,唱大鼓这行您也知道,说不定哪天被达官贵人盯上就挣脱不掉,不如跟了张大千先生,这个人讲义气,画画得之好简直中国少有,从生活上宛君也可以过得比现在好……”

  这桩婚事就这样订下了。

  几个月后,他们在北京的新丰楼和春华楼饭庄举行了婚礼。

永远留恋的新婚生活

  杨宛君尝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甜蜜。以往唱鼓书虽然结交也广,但与张大千的朋友们不同,这些艺术家有涵养有礼貌,既没有那么多客套,也没有那种轻视说书人的假清高。更让杨宛君高兴的是,她跟着大千开了眼界,先是东渡日本,饱览了异国旖旎的风光与独特的风土人情。一路上可以看出,他对日本是太熟悉了。他对杨宛君说:“一个做画的人要会闯荡,我和你差不多大时,就同二哥张善开来日本,在京都学绘画和印染工艺,这对我的画风影响很大。我这个人从小就这样,十二岁那年爹妈错怪了我,把我痛打一顿,我竟敢和一个小伙伴出走,把我爹妈急得四处寻找。可我用几支画笔给一些人家写对联、画花鸟,比在家里吃得还好,而且还添了件新衣服。”杨宛君感到他说话真是妙趣横生,什么事情到他嘴里都成了笑话。

  “你这个大画家还干过这个?”杨宛君问他。

  “我什么没做过?!我还当过土匪的黑笔师爷呢!不过,这不怪我,十七岁那年我被土匪抓去,他们说我字写得好,不当师爷就把我枪毙了,我就在土匪窝里呆了整整一百天。”张大千无所谓地说道。

  “你这个张大千和张爰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张大千笑呵呵地说:“家母怀我的时候,梦见一老翁带一只小猴来我家,家母挺喜欢,老翁便把小猴送给家母,后来有人说我是黑猿转生,叫我张猿(援),自此得名。至于“大千”,是我二十岁时到江苏松江县禅定寺‘舍生’,有位逸琳法师书画很有功夫,他给我取字‘大千’,别号‘大千居土’”。

  蜜月的旅途上,杨宛君就像个小妹妹,听着这位渊博的兄长天南地北地摆“龙门阵”,他的广袤繁富的艺术世界,他的疏放仗义,玩世不恭的性格,都使爱慕着他的杨宛君沉浸在前所未有的幸福中。爱之越深,她也越发产生了隐隐的担忧,她娇嗔地问过大千:“你以后不会把我甩了吧?”大千一笑:“哪里来的话!”

  回到北平,杨宛君同张大千有时住在武定侯胡同,有时则住在大千先生租赁的颐和园听鹂馆内.与他整日在一起,更懂得了他为什么攀上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峰。在做画上,丈夫是个奇才;而在辛勤上,也令人感佩。他兴致一来,常常画到深夜一、两点,杨宛君在一旁为他洗盘磨墨。有时他们刚入梦乡,他一骨碌爬起来,又在灯下作画。

  “半夜了,怎么还画?”杨宛君总嗔怪他。

  “画家心里要有个世界,要有造化在手里。心里有山峰就要画山峰,心里有个神仙世界,就画一个神仙世界。不能让这个世界在心里消失再去画。”他边画边与杨宛君开玩笑,“要画哟,不画没得饭吃。”

  其实,张大千的画在当时已经很值钱了,但他真是把钱做为身外之物的人。每当他手里攒足了一笔丰厚的收入,他便会倾刻间为买书画囊空如洗,吃饭行路都不得不赊账。杨宛君为了安排好这位放荡不羁的人的生活,也想尽了办法。每当有钱时,她便为大千雇三轮车,没钱时,便雇小汽车,因为汽车可以过一段时间结账。这也成了外界人观察张大千当时经济实力的依据。他们多次度过了手头拮据,狼狈不堪的日子,可这位老兄挥霍无度,他自己还刻个图章,‘富可敌国、贫无立锥’,其收藏既可价值连城,也可以穷得无立身之处,而他高兴起来也会把珍贵的藏画拱手相送好友。更怪的是当一些画店商人拿着“张大千画”来让他鉴别真伪时,他满不在乎地说:“他既然临摹我,说明他没有办法,要不何必这样做?你们有眼力就自己鉴别,我不说真假,也不挡人生财之道。”其实,大千不仅是鉴真的大师,也是造假的“独造者’,他仿石涛,连黄宾虹,陈半丁这样的名家都被蒙住了。他的仿作不仅技艺高超,连纸,笔、砚、墨、题款、装裱都无一漏洞,以至后人评价他“对于造假的知识之丰富,戛戛独造者,只有一个张大千”。

  杨宛君看清了丈夫的本质,做人应对,得体周到,既结交名流,也和贩夫走卒等下层人来往。清道人的孤傲,八大山人的愤世嫉俗在他身上清晰可见。

从古都到敦煌

  “七七”事变之后,古都北平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中。

  张大千与杨宛君缓缓地从景山幽静的松柏林中走出,他们从这里写生后回家。

  “你们的不许走!”几个日本兵迎面截住了他们。杨宛君知道日本人杀人成性,顿时吓得瑟瑟发抖。张大千镇静地看着他们微笑。

  “你是于右任?”一个日本人严厉地指着他胸前浓密的黑胡子说。

  张大千明白了,他们把他误以为是国民党要人于右任了。

  张大千用手比划着说:“于右任的不是,我画画的干话。”

  日本兵仍然不信,蛮横地把他们带到宪兵队。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中,杨宛君说:“我丈夫是画画的张大千先生。”   

  日本兵将信将疑,拿出墨笔和纸,说:“你的画画。”

  张大千信笔画了几只栩栩如生的螃蟹和虾米,几个日本兵拿起来端详了一阵子,他们嘀咕几句后,一个头目说:“你的藏画大大的有,我们主持开个你的藏画展。”张大千笑容可掬地说:“可以,不过这些东西不在北京,而在上海,你们不放心的话可以让我夫人去取,带到北京后再开画展.”

  日本人同意了,当即给杨宛君开好通行证明,但不许张大千离京。

  回到住处,一向谈笑洒脱的张大千收敛了笑容,对杨宛君说:“看来小日本要敲诈。你到上海立即把画全部转移到成都。然后从上海给我发电报,就说找不到,需要我亲自去上海。到时候我能溜则溜,溜不掉杀头也不能给他们!”   

  杨宛君含泪告别了张大千。到上海,她按丈夫的部署去做了,日本人看了杨宛君的电报,限张大千一周内回北平,去上海不许携带任何东西。张大千满口允诺,他舍弃了在北平的全部财产,溜之乎也。看着古都渐渐在身后隐去,大千不禁吟出一首《浣溪沙》:“十载笼头一破冠,峨嵋不畏笑酸寒,画画留与后来看。久客渐知谋食苦,还乡真觉见人难,为谁留滞在长安。”

  他们在上海会面,刻不容缓地逃到香港,再取道柳州、梧州、重庆,回到了成都。

  一生迷恋山水、信奉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的张大千,又带杨宛君居住在青城山上的清宫。青城山古树参天、峰峦叠嶂,他们登高远眺,观看东升的旭日、隐约显现的峨媚、万顷的川西平原,东去的岷江。大千先生常常被迷得不住喊美,此时,他的手总拉着杨宛君,好像生怕她会滾下山坡。在青城山的一年,他做画近千幅,实可盈箱累箧,还制作了《麻姑像》画碑,《鸳鸯井》书碑。从青城山下来,他们又赴黄山,大千带着她攀到巍峨挺拔的高山,追逐飘浮在胸前的白云;在华山、泰山,大千先生向杨宛君讲述那古老的故事;在嘉陵江上,他们把两岸的风光尽收眼底。张大千的血管里流着中国人的血,他的艺术视野里布满了祖国的大地和山水。

  张大千早巳向往艺术宝窟敦煌,他想带着杨宛君到这个河西走廊的尽头。

  “我听说那里很苦,没有水喝,没有莱吃……”杨宛君有些畏难。

  “跟我去吧,就像唐僧取经,只要人受得了,我张大千就受得了”。张大千好像满不在乎。

  他们启程了,从成都到西安、兰州、敦煌县城,他们看到了砂石板结的戈壁与无边无尽的流沙。汽车无法穿越,他们不得不雇上马匹,苦苦穿行了一天。啊!三危山上忽见金光,那不是太阳,而是数不清的佛,它把窟内窟外映得金碧辉煌,绚丽夺目。那云气飘渺的神女“飞天”,那沉心静虑,万千仪态的佛,那探头翅尾,慓悍矫健的猛兽,那侍立的弟子,英武的力士,这一切都使张大千惊呆了。这真是一个远离尘世的神奇世界!他许久说不出话来,他为民族灿烂的文化如醉如痴。伟大的艺术只有在杰出的艺术家胸中才能掀起更多的涟漪。

  他抑制不住了,他一个洞一个洞地为它们编号,他架起云梯,在高壁上奋笔摹画。那摹画用的石青石绿,不是一盘盘地计算,而是消耗了上千斤!仅仅是磨颜料、缝布的工序,就要请上五个喇嘛不停地做。他走遍了所有的洞,千万次地登高临摹,其追求古老艺术的狂热,无异于对宗教苦行的奉献。

  他们的生活是想象不到的艰苦:

  他们既要忍受“平沙莽莽黄入天”的荒凉凄寂,又要抵御“风头如刀面如割”的三九严寒。

  住在古老的喇嘛庙中,吃没有莱,喝没有水。他们舀回路口的流水,伴着尘土和苦涩强饮入肚;冬天他们凿下冰块,等待着融化后饮用。他们从兰州买来种子种起小萝卜,这便是第一流的佳肴。为了能有烧饭的柴,他们雇用了六匹骆驼去拉。

  “不行,我住不惯,咱们回去吧!”杨宛君简直委屈得要哭出来了。

  一向谦让着杨宛君的张大千这回却不再让步:“你不愿跟我,我一个人也要画!按我的心愿,我恨不能画上二十年!”

  杨宛君舍不得离开他,她陪伴着张大千,在这里住了整整一千天。在张大千所有巨幅临摹的敦煌画里,都凝聚着她的汗水,心血和全部的爱!

大千走了,留下了她

  张大千先生自敦煌回成都,便举办了《西行游记画展》,震动了整个画坛,连张大千的朋友,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也忍不住张口:“不如我雇个专机到美国去保存这些画。”张大千面露难色,说,“这都是我学习用的,舍不得卖。”这并非他的推辞,画坛人士都发现,张大千自敦煌归来画艺精进,风格逐渐转向敦煌壁画,他上追唐宋,人物画撷取了大唐健硕雄风和丰丽的色彩,达到了他自己要求的“笔笔是自家写出,亦笔笔从古人中来”的高妙如神的境界。   

  他是个画家!无论张群那样的国民党要员、郭沫若这样的文坛巨匠、何香凝这样的名士,他都无所顾忌地广为结交。在重庆,何香凝在一次集会后问他:“你能不能给毛润之先生画幅画,今后我托人带到延安去。”张大千爽快地说:“当然可以!”回到家中,杨宛君问张大千:“毛润之是谁?”大千说:“就是跟老蒋和谈的共产党毛泽东。”说完,他认真地画了一幅松树,并写上“润法家雅正”的题款。他给何香凝送去不几天,便收到了何香凝回赠的梅花画。   在张大千这个大家庭里,杨宛君的关系是难处的。在她以前已嫁给大千的曾正容、黄凝素,与她同住在一个院中,尽管大千无论出门会客、外出远游带的都是杨宛君,但人们习惯上的观念又不能不使她有点自卑。而不久,黄凝索终于与大千先生离婚,去寻求自己的幸福了,这个举动无可非议,也不值得惋惜,尽管她离开的是位罕见的大艺术家。

  杨宛君多年来最害怕的一件事终于发生了,她震惊,震惊之余又难过了许久,她伤心地哭,生气地与大千闹,但无济于事,那是张大千的二哥张善孖的夫人偷偷把她叫进一间屋,悄声地告诉她:“大千和徐鸿宾暗中……你要多注意。”杨宛君先是不信,她觉得徐鸿宾是个佣人、文化知识浅薄,姿色也不那么楚楚动人,前些时还因为嘴上的瘤子开过刀。她暗中观察了几次,直到徐鸿宾去外地乡下生小孩,才使她终于相信了。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就如同曾正容不能阻拦自己一样,自己也无力去阻止徐鸿宾。她毕竟比自己小十岁,有着年龄上的优势。她唯一的“奢望”是让张大千不要因为徐鸿宾而忘了自己,至于张大千与她如何,也只能“熟视无睹”了。

  一九四九年,印度国际大学邀请大千去任教授,张大千此行要带走的是徐鸿宾。时间那么凑巧,张大千要走的一天,恰值以摧枯拉朽之势进军的解放军逼近成都,而张大千要走的飞机已是最后一班了。送行的人一再催大千,再过十分钟就赶不上了。杨宛君知道徐鸿宾已在机场等候着大千,她脸上呈现出悲愁与坚毅相交融的表情,她哭着说:“我也要跟你去……”

  张大千和颜悦色地看着她说:“宛君,用不了三年,我还会回来的。我信佛,在印度我会学到不少东西。什么时候我张大千也不会扔下你不管,你不跟我闹,我也给你今后的生计安排好了。我是个画画的人,手中没有多少钱,这你也知道,但我在敦煌临摹的二百六十幅画,再加上我平时画的一些比较满意的画,总还值点钱。你在敦煌跟我受了很多苦,今天我走这一步对不起你,这些画全留给你保存。如果生活有困难,可以卖掉一部分维持生活。将来我回来,你还是我家的人,我不会忘掉你的……”

  此刻,只要杨宛君与大千纠缠几分钟,她就不会铸成以后孤独大半生的悲剧,但她不想这样死死拖住他,还是豁达一些,让他走吧。

  他走了,带走了十几年来给她的欢乐,留下了实实在在的难以诉说的痛苦。从此,她在家中的地位一落千丈,甚至连温饱也受到威胁。但她绝不卖画,一张也不卖,这是无价之宝,她不能在人们的面前、更不能在张大千的面前丢这个脸。

献出无价之宝

  解放后杨宛君走出了家庭。她先是在居民委员会工作,以后又分别在铁路医院当护士和在西南铁路文工团当了京剧演员,她也不用为吃穿而发愁了。新生活又重新给她带来欢乐,她随着文工团翻山越岭,为艰辛的铁路工人们表演。杨宛君觉得她在为社会、为理想工作着,这日子过得多充实。

  她常想起大千,他走时说几年以后回来,或许该回来了吧?他们经常有简短的通信,张大千对她很客气,但又缺少了以前那种卿卿我我的甜蜜。杨宛君很理解他,听说他们已正式成了家,一切等待,幻想都破灭了。她不浩叹,她认定了命该如此,自己和大千的声望,能力是相差如此之远,这颗苦丸也注定要吞下去了。不过,她仍幻想着大千能回来,自己还是他的家属,这终归是生活和精神上的寄托啊!她动笔给张大千写了封信,信中说:“你还是应该回来。至于鸿宾,我也不会放在心上,她从小没有父母,是个可怜的苦孩子,她给我们家做了很多事,你应该好好对待她……”信中还夹了一封给徐鸿宾的倌:“鸿宾妹:……听说你已改名叫徐雯波,你们结婚的事我知道了,这没有什么,我理解你们。大千的脾气性格你知道,你要好好照顾他,让他后半辈子过上幸福安稳的生活,”

  很快,张大千给杨宛君复信,说你既然这么大量,我以后带她回去,过过好日子。

  一九五一年,杨宛君接到四川文化部门的来信,表示国家准备保存张大千在敦煌临摹的作品。杨宛君当即给大千去信,征求他的意见。大千虽在异乡,没在新中国呆过一天,但他的回信也体现了他是有眼光的人。他告诉杨宛君,国家保管比个人保管好,再则四川也比较潮湿,画很容易坏。杨宛君坦然了。在共产党教育下的两年,她懂得了那么多道理,她觉得不仅应该献出来,而且还要无偿地赠送国家,她把自己的心愿也告诉了这个部门。

  第二天,一辆中型轿车开到成都中西顺成街67号,文化部门的同志在街道主任杨蜀嫒、派出所梁学敏陪同下,从楼上杨宛君的住处把盛满画的一个大棕箱及三个小棕箱搬下来。这举动自然瞒不过隔窗观看着这一切的曾正容,她不无恼火地说:“这么多画拉走了,给多少钱?”杨宛君说:“解放了,不兴给钱,还是送给国家吧!”曾正容拍了一下桌子,不满地说:“你年轻,你还可以工作,你能够不要,我可不!”

  曾正容的要求也是有道理的,但杨宛君觉得这是张大千赠送给自己的,自己有权处理,她还是按她本人的意愿办了。

  四川省文化部门很快派入送来收到二百六十幅画的收条。

周恩来告诉她:“你要争取张大千回来”  

  张大千未离故土前,溥心畲大师曾说他“滔滔四海风尘日,宇宙难容一大千”。而一旦他走向世界,确能做出惊天动地之举。他先侨居印度大吉岭,得观印度阿詹塔窟,移居阿根廷,复至巴西建起占地二百七十亩、筑五座亭子的私宅“八德园”,其后游历欧洲法、德、瑞典、英、西班牙、希腊,画展于巴黎与西德,与举世知名的毕加索晤面论画,又移居美国卡迈尔,画展于纽约、芝加哥、福斯坦等处,被纽约国际艺术学会选作全世界伟大画家的金牌奖。他从中国的名家,一跃而成为世界画坛的巨星。

  即使成了巨星,他的心还系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他曾经含泪想起养育他的成都平原,想起他的子女、亲友和众多的学生,自然还有他真诚爱过的杨宛君。他对杨宛君的确有种负疚之感,他给杨宛君写信,说他之所以不能回来,有种难言之隐,希望宛君能以来国外寻找丈夫为由,申请出国。杨宛君接到信后,并没有产生感激之情,五十年代的教育,使她觉得上国外简直是奇耻大辱。这些年孤独寂寞的陈年老帐一齐向她心中涌来,她提笔回信:“我希望的是你能回来,我们现在的政府是英明的,我靠着政府什么都不发愁,没听说过中人还到外国去找丈夫的!”自此,她赌气一连几年不给张大千写信,大千觉得奇怪,他关切地向从国内去的人打听:“不知宛君是不是还活着,是不是改嫁了才不给我来信呢?”

  杨宛君作为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不知道某些地方执行的使海外同胞误解的政策,并不是政府的政策。而我们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最高首脑,还在胸中筹划着如何争取大千先生回来观光,还在关怀着杨宛君这个默默无闻的人。

  那是四川省委的同志来北京开会,当他们向周总理汇报完工作后,总理关切地问:“听说张大千有个唱大鼓书的太太在你们四川?我知道她是北京人。”省委的人恰好有人听说过,他们告诉总理:“她在成都市的一个业余京剧团工作。”周总理当即指示他们:“让她多做做张大千的工作,争取让他回国看看。”

  听到这一消息的杨宛君,起初是惊奇的,自已是这样一个普通的人,却还被一位为人民爱戴的伟大人物关怀着,再联想到平日在单位却被一些“芝麻官”们另眼看待的经历,终于淌下了激动的眼泪。她更没有想到,几年后周总理还在打听她的情况,并且准备在中南海接见她。

  一九六一年秋的—天,杨宛君和她的堂姐王青华来到中南海总理办公的地方。总理见她们进来,站起来迎上前去,亲切地问杨宛君:“你就是杨宛君同志?”杨宛君崇敬地看着总理和蔼可亲的面容,看着他深沉、明澈的眼睛中流露的智慧,这风采与气度,令人终生难忘。

  “张大千先生与你时常联系吗?”总理问。

  “过去常联系,后采就少多了……”杨宛君没有说下去,因为这复杂的家庭背景不那么光采,而且并非短时间能说得清的。

  总理似乎知道他们的情况,好像猜透了杨宛君的心理,他说:“你还是要和他多通信,争取他回国,回来观光也好。至于家庭纠纷,我可以帮助解决。”

  日理万机的总理居然还想到家庭里的情况,这更让杨宛君万分感激。

  “你献了二百六十幅大千先生的临摹画,没有给予鼓励吗?”总理又问。

  杨宛君说:“没有。这是张大千走前留给我做纪念的,我无偿献给国家,也征得了他的同意。”

  总理没有完全赞同杨宛君的说法,他说:“我看你身体不大好,应该很好照顾你。我准备给齐燕铭同志一封信,他会过问这事的。”

  总理的每一句话都放射着那么强烈的让人难忘的温暖。杨宛君觉得在这位顶天立地的伟人面前,没有一点隔膜。但她不忍心占用总理那比黄金更宝贵的时间。她恋恋不舍地起身向总理告辞了。半小时的会见,刻骨铭心地珍藏在她的记忆之中。

  总理领导下的各个部门办事效率真高,仅仅几天,她与王青华又被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召见。齐副部长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举止淡吐,温文尔雅,像位学识渊博的教授。

  齐副部长说:“总理指示我见你们。杨宛君同志献出二百六十幅张大千临摹敦煌画,这些艺术品价值很高。目前国家经济困难,如果说买也买不起。国家准备颁发四万元奖金给你们,其中两万元待大千先生回内地探亲旅游时用,周总理让我转告你,好好看病,病好了好好工作。”

  这个决定使杨宛君不知说什么好,两万元钱的巨款她还从来没有掌管过。齐副部长似乎也不愿让他们的话题停留在钱上,他问杨宛君:“敦煌临摹图现在什么地方?”

  杨宛君说:“我交省文物局后就不知道了,可能在四川”。

  齐副部长觉得很奇怪,当即打电话让主管文物的同志来他办公室。不一会儿,这位同志来了,齐副部长问他:   

  “张大千敦煌临摹画的事,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为什么不弄到北京来?”

  主管同志说:“太大,不易运。”

  齐燕铭说:“搞上两个车皮总可以了吧?”

  主管同志说:“那倒用不了。”

  齐燕铭又问杨宛君:“与大千先生和你一起去敦煌的还有谁?”

  杨宛君说:“还有谢稚柳等画家。”

  齐燕铭说:“我也准备和他联系一下”。

  离开文化部,杨宛君把国家给予两万元奖励的事通知了其它亲属,她只领取了这笔款的四分之一。 归来终成泡影   听了总理的一席话,杨宛君觉得过去对待张大千太有点意气用事了,还是要听总理的话,多和他通信,争取他回来。杨宛君鼓起勇气,又写下了愿与张大千晤面的信。此时正值大陆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刻,张大千已从别的亲属的信中,尤其是港台报刊渲染的报道中,知道饥饿正在威胁着人们。他用那古朴持重的字体,给亲属写了封宽十五厘米,长二百厘米的信,信中以真切的情调写道:

  “读了来信,看不下去,哭了又哭,两天才看完了”,“我见到你们真正了解国内的情形,那时才可以回来,许许多多的话不是信里头能说明白的,非当面才能了解。”

  杨宛君没有灰心,她还苦口婆心地劝说大千。然而,生活中的遭遇使杨宛君也无法解释张大千的疑虑。她的经历,他的社会关系,还有某些人嫉妒的五千元,在“左”的年代越来越扎眼,单位的领导通知她:“文工团经常巡回演出,你身体不好,你还是退职吧!”

  杨宛君焦急地申辩:“我才四十多岁,我还能工作。”

  领导不耐烦地告诉她:“你先退了,好了再回来。快写个退职申清吧!”

  杨宛君知道,再说什么也无济于事了,只能无可奈何地说:“我不会写”。

  马上有人接过来:“我替你写。”

  就这样,她莫名其妙地被退职了。她后半生的全部费用仅八百元。杨宛君身患乳腺癌等多种疾病,连开销带看病,到一九六六年已经一贫如洗。她很想给总理写封信,把自己的景况诉说一下,最善于体贴人的总理也一定会帮助她解决困难的,但她实在不忍心打搅他老人家。

  更大的磨难向杨宛君袭来。“文革”的狂飙几乎把这个孤苦零丁的人呑没。幸好早在二十年前丧偶的王青华开始和她住在一起,两位老妇人在困苦的日子里相依为命,共同支撑着这艰难的日子。她们首先遇到了维持生计的难题,多亏杨宛君在大千身边十几年,还多少能画上几笔。她们每月从绢花厂取来几千张纸,以每张五厘的手工费绘出五、六种颜色的花,在微弱的灯光下,在关闭得不敢漏出半点门缝的斗室里,她们画得眼睛酸痛了,胳膊麻木了,但她们不敢停息,每月几十元钱,竟要付出这样沉重的代价!

  政治上的歧视比生活上的困苦更加难捱,“张大千的妻子”,这个头衔足可以把人吓一跳。她饱尝了冷漠、嘲讽、威胁,红卫兵、“积极分子”随时可以进来盘问,半夜可以任意叫起她们查户口。有个和平里管段的民警王永增来得最勤,进到屋内,他眼睛总是四处张望,既想发现点什么,也想捞取点什么。

  最令两位老人毛骨悚然的是一个傍晚,王水增眼内露出凶光,手里拿着一张发黄的褪色照片,厉声地审问着杨宛君:“这是你的丈夫逃跑前不久的照片,旁边那个穿高跟鞋的女人是不是你?”杨宛君辨认了一会儿,果然是张大千,但那个女人肯定不是自己,她说:“不是我,我这么高的个子从来不穿高跟鞋。”王永增咄咄逼人地追问:“张大千这样一个大黑画家给你留下这么多封资修的臭玩意儿,你还要两万元钱,哪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让你去领取的?”   

  杨宛君清醒地认识到,绝不说出周总理,她平静地说:“文化部来信通知我拿,我就去了,具体谁让领的,我不知道。”王永增追问道:“你现在手里还有多少张黑画?”杨宛君如实地回答:“十四张。”她不敢隐瞒,如果让他翻出来,起码要打个半死。王永增狡黠地转了一下眼珠,说:“全部交出来,省得你们去腐蚀人。”

  杨宛君战战兢兢地取出了这些画,连同她和张大千在敦煌的几十张合影,颤巍巍地交给了王永增。只见王永增悉心地理了理手中的一堆画,眼里本能地露出一种暗带喜悦的攫取的光。这刹那间的微妙的表情,深深印在两位老人的脑海中。

  迫于形势,杨宛君不得不说些“划清界限”之类的话。但人生最难割断的是情思,对大千也只能是梦中的绝望的思念。她知道,本来就疑虑重重的张大千,是不可能再回来了,极左阴云笼罩着偌大的中国,也容不下张大千。至于自己离开大陆去找他,更是比登月球还难的事了。

黄泉若遇他年友

  杨宛君也没料到,号称千秋万代的“文革”会这么短命,一切在当年看起来像登月球般的神话,一一得以实现了。张大千从内地去港的人员中辗转地打听到杨宛君的情况,得知杨宛君一直靠卖手工画为生,竟沉默良久,喃喃地说:“我听了很难过,很难过。”迢遥怅望故乡湖山,感念岁月流逝,成了这位老人晚年的梦。

  年过八旬,他还在创作“六尺高三丈长”的整幅大画《庐山图》,画的上端都是家里人把他抬到画桌上去,趴着画的,他几度心脏病发作,休克在画幅上,那简直是拚了老命,他毕竟是个画家,他可以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但在回大陆探亲的事情上,他却那样优柔寡断。

  离愁别恨的痛苦无时不在煎熬着他,他曾手捧着美籍人士从四川带去的泥土痛哭一场,把它供奉于祖先灵位之前;他曾在与儿女的通话中像孩子似的泣不成声;他写下了“片帆处处忆猿啼,有田谁道不思归”,“平生梦结青城宅”,“尘蜡苔痕梦里情”的哀怨的句子;他对不能见到亲人老友发出“奈何奈何”的感叹。其实,他回来又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可以想见,他这样做会得到大陆艺术界多么隆重热情的款待。

  进入耄蠢之年的张大千仍喜欢朋友,交游甚广,世事太多,这都消耗着他宝贵的精力。早在他壮年时期,徐悲鸿便看出他“放浪形骸,纵情挥霍,不尽世俗所谓金钱而已,虽其天才与其健康亦挥霍之。”他几十午的老友,担任台湾“总统府”资政的张群劝告他:“我比你长十岁,因为我注意修养,健康情况比较好。你再不好好的休息,爱护你自己,说不定你比我先走,还要我为你来办丧事。”张大千听了老友一席活,不禁黯然神伤地流下泪水。他自知假以他的年月不会多,终于写下了分十六份遗产给亲属的遗嘱。

  一九八三年农历元旦夜间,他的肺部发现水肿,三月八日急剧恶化,十一日转入加护病房,十二日脑部失血受损昏迷,八科十二位主任医师成立医疗小组急救。远在万里以外的杨宛君,每天焦急地仅能从《参考消息》上盼望着他脱险的音讯,但最终等到的是四月二日清晨不治去世的噩耗。

  当杨宛君把这历时四十八年的经历片片断断地回忆完时,天色已经微明。北京早春的天气透着寒意,她清醒地意识到,大千已经走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如果在他死前,能说上一句话,见上一次面也好啊!这或许只能等到百年之后了:“黄泉若遇他年友,只道飘零在异乡。”

珍品,愿你失而复得

  杨宛君叙述的她与张大千的故事,似乎应该结束了。不过,应该让人们知道的是,张大千去世后发布的遗嘱,使被冷落多年的杨宛君像出土文物一样受到重视。她被不少记者打听着去向,她当上了区政协委员,她不必以绘手工画为生了,国家每月给她七十元补助,而且给她分了一个单元的房子。连中央统战部的主要负责同志也宴请了她。

  按说,她可以平平安安地颐养晚年了,但她觉得还有两件对不起大千的事:一是王永增敲诈走的十四幅张大千佳作,迄今未能寻到。王永增虽在几午前不光彩地见了阎王,但画尚无人认真查找。二是那二百六十幅珍品,时隔二十多年,突然被宣布为仅有一百八十三幅。当年亲眼目睹献画场面的人重申愿到北京来证明事情真相,但一百八十三幅的说法却在很多场合延续下去。杨宛君正通过多种渠道反映这件事,她认定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这使人不禁想起,大千先生的《墨荷》在他在世时便被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中以七万七千美元卖出,创中国现代画售价最高纪录。而艺术价值远远高于《墨荷》的多达七十七幅的敦煌临摹画,却还是一笔令人痛心的糊涂账。这咄咄怪事肯定不会延续太久。

  珍品哟,愿你失而复得!

后记

  本文发表后两年,杨宛君因患肺癌住进医院。病情加重甚至在弥留之际,她都在呼唤:“大千,我能见到你吗?”不久,她离开了人世。

  分别几十年,年逾古稀,仍不失少女时的纯真。这种忠贞不渝是不是也包含着那一代女性的悲剧性格?

杨宛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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