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最近播映的二十五集连续剧《西藏风云》中，频频出现父亲的身影。在演到十八军进入拉萨插播的一段黑白原始资料片中，看到了父亲当年的英姿、充满活力的脸和那开心的笑容，我们激动得不禁流下眼泪，默默告慰父亲在天之灵：历史没有忘记，共和国没有忘记! 　　

　　父亲的祖籍在江苏省太仓县， 1908年生于南京。原名陆于泓，字仲陶，笔名乐若。三十年代初从事地下工作时改名乐于泓。依江南一带称谓习俗多叫他阿乐，久而久之倒把真名叫丢了，乃至前几年在编写新四军四师编制序列和部队领导人名录时，只知阿乐而不知其真名。 　　

　　父亲出生在儒宦之家书香门第。 1925年大革命浪潮席卷全国之时，父亲正在苏州东吴大学求学，并在这里结识了由外国牧师收养长大的弃女－－丁香。同窗四载，他们一起谈论时事，接受进步思想，参加罢课游行、听肖楚女演讲、为五卅惨案烈士募捐、声援苏州丝织工人联合罢工。经过大革命的洗礼他们日益成熟， 1929年先后到白色恐怖的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丁香1930年人团，1931年转入共产党。父亲1931年入团， 1932年转党，以后担任共青团上海交通主任，公开身份是上海无线电总台职员。共同的信仰和追求，将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的父亲和在美国传教士家庭长大的丁香－－泾渭分明的两个人紧密联系起来，1932年4月在上海结婚。年底丁香因叛徒出卖被捕，面对敌人她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员的气节。由于丁香的美国教会背景，党组织还没来得及营救，国民党即匆匆将她押解到南京雨花台秘密枪决－－12月3日一个寒冬的子夜。父亲闻信悲痛欲绝，独自拉着二胡“随想曲”彻夜不眠。次日竟不顾暴露身份冒雨赶往南京，身披蓑衣伫立在雨花台丁香就义处祭奠悼念，立下了“情眷眷，唯将不息斗争，兼人劳作，鞠躬尽瘁，偿汝遗愿”的誓言。 　　

　　父亲与丁香相识七载，相知结缘仅仅五个月，却苦苦相忆一世，这段情意在他的感情世界里整整伴随了一生。 　　

　　丁香牺牲后，父亲转移到青岛从事职业革命工作，担任共青团山东省临时工委宣传部长。1935年9月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对难友讲：丁香花虽然凋谢了，但她的精神永存。以此自勉也鼓励大家要向丁香烈士那样忠诚。1937年在国共合作无条件释放政治犯的大气候下，父亲9月获释出狱。 　　

　　1938年父亲在河南竹沟加入新四军四师，彭雪峰是师长兼政委。当时在他们战斗的淮北地区人人皆知的四师三件宝－－骑兵团、拂晓剧团和《拂晓报》，父亲就是《拂晓报》的三元老之一。采访、编辑、刻写、印刷、发行统统由他们包办，而且是在作战与行军中进行的。毛泽东曾为其题词“坚持游击战”，并给彭雪峰写亲笔信，夸奖《拂晓报》办得好。 　　

　　《拂晓报》不仅是军中的读物，也成为广大群众的读物，是抗战期间很有影响的一份报纸，后来还在莫斯科、巴黎展出，受到国际友人的赞誉。行军途中、作战间隙父亲常常独自坐在村头河边拉二胡。彭雪峰与父亲关系甚密，是年龄相仿、参加革命经历相似、都参加过学生运动的知心朋友。他对父亲的遭遇非常同情，也深深地被父亲和丁香的真挚的爱情所感动，1941年10月为父亲写下一首自由体诗：“长子，一个单薄的朋友，十年前失去他的爱人……如今啊，何所寄托，寄托在琴声里头，寄托在阶级斗争里头”。这首富有感情的诗充满了彭师长对同志的爱，父亲一直把它珍藏在身边，带着它出入于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带着它进军西藏。它也是后来党史部门征集彭雪峰史料中极为少见的诗词之一。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先后担任豫苏皖边区党委宣传部长、十八军宣传部长。渡江战役后留任南京市总工会文教部长。 　　1950年1月，华东局转来中央军委电报，调父亲回十八军。而后又收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的来信，点将要父亲西去准备进藏。他们既是父亲的领导，又是同在十八军经历炮火硝烟锤炼出深厚情谊的亲密战友。父亲亳不留恋大城市的安逸，又一次离开故土，毅然西去，投身到解放西藏的伟大副业中。但在重庆体检时，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长钱信忠亲自做出诊断：“阿乐同志，你的肺部经X光透视及照片证明一侧已经萎缩……因之不能过于劳累及长途行军……”。父亲则坚决要求进藏，正争执不下时，张国华军长到了重庆，专门与二野组织部长陈鹤桥、卫生部长钱信忠以及在晋察冀工作了12年的奥地利医生傅来同志磋商，最后答应：可以试一试，如身体不行急速返回。所以熟知这段历史的人都说，阿乐是带着半个肺进藏的。 　　

　　1950年5月20日，父亲随张国华军长乘飞机抵达十八军军部所在地成都西南的新津，走马上任刚成立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带领二十多位著名的西藏问题专家学者，通过各种渠道对西藏的社会历史、宗教文化、人藏路线等作全面调查，很快便给工委写出第一份报告，全面准确翔实的资料为以后中央的决策及人藏后开展工作提供了依据。现在读起来仍然觉得这份材料语言精练、内容丰富。此外父亲的进藏日记详细记录了西藏和平解放的过程，为今天的西藏史研究留下珍贵的资料。 　　

　　1950年9月，父亲随十八军军部进人甘孜。昌都战役胜利后，10月26日张国华军长在军直机关作形势报告，父亲主持会议。会后他突然发现担任会议记录的军政治部通讯报道科收音员－－一个19岁的女兵，在她的眉宇间笑容里有着丁香的影子。自丁香牺牲后父亲独自相守整整 18年，从此他开启了关闭18年的心灵之窗，打开了沉寂18年的感情闸门，他们的相恋在十八军引起了轩然大波，最终缘结雪域高原。她，就是我们的母亲时钟曼。 　　

　　1951年4月，阿沛·阿旺晋美等五人全权代表组成和谈代表团抵达甘孜，欢迎晚会上父亲致欢迎词，他与阿沛·阿旺晋美的友谊便从这时候开始。随后西藏工委委派父亲和平措旺阶，代表张军长陪同西藏和谈代表团由甘孜出发前往北京，毛主席批示沿途各省市以高规格热情接待。途经重庆参观钢厂时，父亲和阿沛演了一场双簧。那一天厂区集合了许多工 人，一个劲鼓掌要阿沛讲话，阿沛因不了解工人的情况不知说什么好，父亲则说：你尽管讲，我给你当翻译。阿沛不解：你不会藏语，我们对话还要靠翻译。父亲通过平旺告诉他：我有工厂工作的经验，熟悉工人的生活，你随便讲，我怎么翻译你不必担心。于是阿沛说着：西藏是个美丽的地方……然后父亲挥着手，放开嗓门讲着：工人阶级是国家栋梁，你们为社会创造财富……话音刚落工人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们认为这位藏族上层人物不简单，说话有水平，站在身后的藏族代表则笑他信口开河。阿沛见工人高兴地鼓掌也来了情绪，再讲一大通，父亲也不含糊，讲多少“翻译”多少。讲话者、翻译者、听众都很开心，皆大欢喜。阿沛后来在《回顾西藏和平解放的谈判情况》文中谈到这一段往事时，诙谐地写到：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们要演一场双簧啊!我只好随便说一阵，阿乐部长就郑重其事地“翻译”一通……会场气氛活跃，充分显示了藏汉一家亲密无间的兄弟情意。尽管是一场双簧，但场面实在扣人心弦，令人非常激动！ 　　

　　1951年4月22日，代表团到达北京，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等到车站迎接。29日西藏和淡在北京市军管会交际厅正式开始，父亲和平旺列席会议。经过20天的反复磋商，顺利达成《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5月23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签字仪式，签字仪式后毛主席接见了班禅、阿沛等全体西藏代表，祝贺协议的签定。接见结束后毛主席又留下父亲和平旺，详细询问了他们的姓名、职务和革命经历，然后又询问了他们在西藏的所见所闻，毛主席非常认真地听，不时点点头。当天晚上毛主席在怀仁堂宴请参加和谈的全体代表。随后父亲随中央代表张经武等经香港、印度、锡金到亚东与达赖会面。这是共产党代表与达赖的第一次见面，既要考虑民族宗教的习俗，又要不失中央代表的身份，父亲颇费一番周折，设计了有礼有节的会见仪式。离开东南亚抵达拉萨，父亲随张代表一一拜会拉萨的上层人士，向他们宣传协议，落实17条协议，奔波于民众之间，在西藏统战工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电视剧《西藏风云》第十五集中有一个画面：1952年春西藏反动分子集聚闹事，室外枪声阵阵，室内父亲拉起刘天华的二胡曲《光明行》，他激情满怀、运弓如飞，激越悠扬的琴声压倒了刺耳的枪声，这就是父亲的风采。在拉萨父亲当时算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1952年中共西藏工委正式成立，父亲任工委办公室主任兼宣传部部长，还兼任报社社长、新华社西藏分社社长。国庆前夕父亲率西藏工委组织的、全国解放后西藏派出的第一个参观团到内地参观，汇合达赖和班禅的两个国庆致敬团共88人一道进京，出席国庆大典。国庆后父亲由于半个肺难以持久在高原工作留在北京，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1954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实施，祖国处处掀起轰轰烈烈的建设高潮，父亲不安于舒适的生活环境，又积极投身到祖国的工业建设中去。1955年直赴东北；当时，苏联援建的“一五”计划重点工程－－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施工建设，父亲和工人一样，一身水一身泥地在热火朝天的工地上忙碌。1959年调到抚顺挖掘机厂(抚顺重型机器厂)。次年，工厂接受了生产薄板轧钢机的任务。吴远声同志在纪念建厂80周年的征文中写到：“群众大会上乐厂长作动员报告说：我们一定要在45天内拿下500 轧机这个艰巨、光荣的任务。乐厂长讲话的神色，仿佛不是在给工人做报告，而是在向他的部队下达攻克敌火力的命令。”当时炉料不全不足、轧辊材质不好、吊车小……父亲带领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昼夜苦干加巧干。他在日记中写到：上设备要生产洋产品，既要有无畏艰苦的精神，又要有科学的态度。吴远声在文章里写到：“乐厂长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其余的时间全都在车间、工段里度过。为了抢修损坏的退火窑烟道，他亲自钻进烟道里去修理。”在全厂上下共同努力下，硬是用土设备在45天时间生产出合格的轧钢机。父亲始终以饱满的热情、雷厉风行的作风、忘我的精神奋斗在工业战线上，他一直履行着1932年在雨花台立下的誓言“兼人劳作”，要把丁香烈士的那份工作也承担起来。 　　

　　父亲先后担任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副厂长、抚顺重型机器厂厂长、沈阳重型机器厂副厂长、厂长，辽宁省机械厅副厅长。很多年来，许多人都有一个疑问：父亲1931年参加革命、行政八级的高级干部，为什么职务一直没上去。老战友抱不平要他找中央反映。但是父亲对此却显示出了一种与众不同、超脱寻常的豁达。他总说：丁香牺牲时才22岁，我能活着为党工作足矣。“春秋五十吞声别，淮北、藏、辽征衣裂”这是丁香就义50周年纪念日父亲所作《青衣案》中的诗句。能坚持奋斗 50年，能做到“征衣裂”，没有一种精神，从何谈起。而丁香烈士就是他一生的精神支柱。 　　

　　1982年春，在合肥任机械部合肥通用机械研究所所长的父亲接到辽宁省委的红头文件，宣布撤销1959年的两个错误决定。原来59年庐山会议后，有关组织部门根据中央部署普查干部，鉴于父亲历史上被捕过，有投敌自首之嫌，故作出：(一)对乐于泓被捕问题的审查结论；(二)对乐于泓的限制使用问题两个决定。它如同两道硕大的封条交叉一贴，将父亲的职务封死了。那天满头白发的老爸带着花镜，反复读着文件：我们认为乐于泓同志被捕问题是清楚的。原定乐于泓同志在敌人法庭经不起考验，丧失共产党员气节的自首行为是不合适的，决定撤销……。彻底平反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那抖动的纸表露着父亲激动的心情，他再一次说：我相信党──这句多年来说得最多、说得最坚定的话。那一天父亲特别高兴，站在阳台凭栏远眺，碧绿的原野片片嫩黄色的油菜花，衬着远方平地而起的大蜀山，迎着拂面的和煦春风照了一张像。今天再看这张照片还会使人感受到人逢喜事精神爽的气息。这是父亲人生的春天，是熬过漫漫寒冬长夜盼来的春天，他欣然赋诗自诩为新长征路上的新兵。 　　

　　1959年到1982年整整23年， 23载的冤案使父亲在政治上、精神上承受的打击和创伤，岂止是一纸数字能够抚平的。记得我们小时候一天晚饭间，家里的气氛很压抑，父亲喝了许多酒，酒后还哭了，妈妈扶他上楼，我们坐在楼梯口茫然不知所措，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昔日乐观开朗的爸爸怎么会哭呢?一定是有什么伤心的事!后来长大了才知道，那年主席来辽宁视察，不许父亲参加接见。这就是“限制”的政治待遇。六十年代初，张国华曾向中组部提出要求调父亲回藏主持西藏文教工作的建议，但因为内控不能提拔重用而未果。父亲却全然不知在他的档案里有这么个决定，它像无形的紧箍咒一般带在他的头上。但他从不计较名利地位，委屈自己咽下，工作则始终如一。对当时机械厅厅长王恩惠，父亲从组织上服从，工作上支持，而王厅长对父亲也是既尊重又爱护。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从父亲挂在胸前的大牌子上，戴在头上的高帽上，墙上的大字标语中看到一个可恶的名词－－叛徒，幼稚的我们不顾一切地责问爸爸：你是叛徒吗?!父亲长久不语，目光中流露着无奈，再一次讲起丁香烈士的故事，他含着泪十分激动地说：我没有做对不起党的事，更没有做对不起丁香烈士的事。最后他讲：我相信党。长大后多少年，我们常常为当时问了那句刺伤爸爸心的话而深深自责。在那场劫难中一次次游街、批斗，以至蹲牛棚、上干校、走“五七”插队贫穷山乡，无论多么艰难的日子，多么漫长的黑夜，父亲总是坚信党不会冤枉他的同志。1966年夏天的一个炎热的下午，面对抄家的阵势，空气凝固得令人窒息。我们捡起散落满地积攒多年的心爱的糖纸，紧紧抱着躲在房间角落里，看着那些造反派在随意地翻动着家里的东西，将当年达赖送给父亲的一张亲笔签名照片撕碎，说是里通外国的罪证，我们心里又气又怕，而父亲手摇一把白羽毛扇子坦然面对一切。我们知道那扇子是父亲珍藏箱底、从不使用的纪念品，是当年在无锡太湖疗养时给陈毅老总照相的道具，事后陈老总将它送给了父亲。在这个特殊的时候父亲拿着它一定是想到陈老总的博大胸怀，想到革命者应襟怀坦白地面对一切考验。父亲的安然神态安慰着我们。抄家后父亲被集中监禁在市郊的一个学院大院，一个星期日我们带些换洗衣服走了很远的路去看望他。来到父亲住的大楼外空地上，我们看到一个草席卷，一头露着蓬乱头发，一头露着双赤足，又一个不忍屈辱的人跳楼自杀了。我心头一紧闭目疾步走过，在楼上见到父亲时才松了一口气，真想对他说：你可千万别……但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下。父亲则笑着问家里的情况，嘱咐我们好好看家。就这样，一个很敏感的话题谁也没提出，但我们父女之间心照不宣地互相安慰着、叮嘱着。父亲曾给我们讲过他当年投身革命离家的前夜，爷爷吸着烟斗伴着油灯彻夜未眠，为远行的儿子写下两个条幅：“河狱开襟抱，文章脱臼巢”、“好自为之”，爷爷以最质朴的亲情希望他的孩子心胸开阔地好好渡过人生。父亲不负祖训，并在革命的斗争中提高觉悟，锻炼意志，以坚定的信念经历特殊的考验，我们也学着父亲那样迎接人生的各种挑战。 　　

　　1977年粉碎“四人帮”一年后深秋的一个傍晚，只见父亲与往日不一样独自坐在暮色笼罩的窗前，我立刻有一种不祥之兆，预感到发生了什事情。打开灯快步来到父亲身边，发现他四肢冰凉、头冒冷汗，神色黯然，赶快拿来药和水喂他吃下，后来父亲给我们讲了下午的事情：省委组织部门来了两个人，通知组织给他做的历史结论并劝退出党，听后父亲对他们说：我是一个有近50年党龄的人，离开党就会像断奶的婴儿，活不下去啊!说得其中一位女同志流泪了，他们同意父亲拒绝签字、保留意见、上访中央组织部重新审查的要求。这个结论对父亲来说无疑是个致命的打击，如同一个熬过漫漫长夜的人，即将迎来黎明曙光之际，却被当头一棍打倒。当时尚未拨乱反正的组织路线的确极大地伤害了他，险些送了命。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时候，父亲仍说着那句话：我相信党。如同一个被母亲屈打的孩子仍紧紧抱着妈妈的腿不放，苦苦地依恋着她。 　　

　　人生苦短，23年的特殊考验送走了父亲的人生好时光，当他真正一身轻的时候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但是他丝毫没有抱怨、没有牢骚，正像他常说的“心底无私天地宽”，乐观坚定地走着自己的人生之路，任劳任怨，不计个人得失，忍辱负重地为党的事业工作。 　　

　　在父亲卧室的墙上，常年挂着一幅为丁香烈士写的诗文字画，书架上总是摆放一盘清水泡的雨花石，第一个出生的女儿取名为丁香。母亲非常理解父亲与丁香烈士的真挚的革命情意，每年到12月3日丁香烈士就义的纪念日，母亲都为父亲备瓶好酒，取出二胡，让他尽情地抒发内心对丁香烈士无尽的怀念。1982年父亲在雨花台烈士群雕的东侧亲手种下了一棵丁香树，每到春季来临时，他都争取去雨花台为丁香树培土，而且每次去之前都一定要理发、整装一新，好象信教徒参加神圣的朝拜一般。在浸透烈士鲜血的土地上，丁香花分外秀丽清香，大概是草木知情通人意，寄托着父亲的情感和心灵。1990年春天举家回迁北上之前，80高龄的老父亲计划好再一次去雨花台，但因心脏病复发而取消此行，给他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回到沈阳的日子里他还老是想着南京、雨花台、丁香树。1992年的早春，北方还是春寒料峭的时候，父亲已向往着江南阳春三月的桃红柳绿，和母亲计划着要去南京，然而第二天他就病倒了，匆匆离开了我们。1993年父亲去世一周年，在丁香花开的时节，绵绵春雨中我们和母亲一道带着父亲的骨灰来到雨花台，在他亲手种植的丁香树下，秀丽清香的丁香花瓣纷纷落下伴他入土而安。自本世纪初父亲在南京出生，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雨，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中国版图，最终魂归故里与丁香朝夕相伴。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我们一直都在读着，读着父亲的一生，原来认为他很伟大也很普通，富有浪漫的传奇色彩，然而更有委屈甚至窝囊、悲哀。今天在共和国历史画卷中父亲的英姿、从连日来亲朋好友纷纷来电的追忆里，终于读懂了：父亲有着坚定的信念，有丁香烈士为精神支柱，他一生都在为他的信仰追求着工作着，他很忠诚，一刻都未有过偏差，他很满足，无怨无悔。他的朴实风范永存我们心间。